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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相近的时间, 梅光迪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相同的课程, 并直接采用温采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为教材18。20 年代之后, 各种版本的“文学概论”纷至沓来, 大约有四五十种之多。这些“文学概论”多半充任教科书使用, 它们的基本体例至今沿用。这意味着文学理论开始以一个学科的面目出现, 并且逐步建立规训(discipline) 制度。一套评价、审核、奖惩的体系日益严密。这时, “世尊拈花, 迦叶微笑”式的教学已经不合时宜。零散的感悟或者转瞬即逝的妙想与考试、分数、学位论文格格不入。现代大学制订了一套程序规范知识的生产、传播、交流。实证、实验、归纳或者演绎乃是一些不可或缺的环节。无法纳入这一套程序的知识将会遭受质疑乃至抵制, 并且可能被贬为前科学的种种未经证实的传闻。“科学”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 科学的论证方式以及知识生产机制正在享有愈来愈高的威望, 文学研究几乎是最后一个就范的领域。文学研究曾经自诩探索人类的灵魂、欣赏独一无二的杰作和变化的气质, 文学研究对于科学真理或者普遍规律不感兴趣。现在, 这种知识逐渐成了一种令人生疑的臆断, 如同通灵者手中的巫术。如果文学研究企图如同科学一样赢得大众的器重, 企图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 那么, 它就必须遵从科学的运作规范19 。由于这种规训的压力,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后撤, 西方文学理论顺利地荣任新的范本。50 年代至80 年代, 即使西方文学理论的某些概念命题频频遭到抨击, 但是, 沿袭了“科学”名义的知识形态并没有经受多少不堪的非难。
四
现今, 人们倾向于将50 年代至70 年代末的文学理论视为一个独立的段落。这个时期, 现代性话语、西方以及民族的涵义都发生了重大或者微妙的转变。显然, 这种转变与另一个重大概念——阶级的介入有关。阶级的理论不仅是革命的指南, 同时是文学的纲领。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之中, 文学的阶级性均是一个重点论证的命题。阶级社会之中, 文学从属于一定的阶级, 为特定的政治服务;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必须体现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形式: 无产阶级党性。这是一个清晰的逻辑过程。尽管如此, 阶级并不是唯一的划分体系。事实上, 阶级的介入对于“现代”、“西方”、“民族”已经制定的划分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并且形成了种种曲折的关系。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根据马克思的号召, 无产阶级是一个跨民族的政治联盟。50 年代的中国, 苏联的文学理论曾经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表明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阵营。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的文学理论著作风行一时。1955 年, 毕达可夫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学理论研究生班, 训练了一批文学理论教师; 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了中国理论家的口头禅。
民族概念消失了吗? 至少, 民族界限的意义削弱了许多。理论家不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考虑民族的意义, 理论家仅仅在“文学发展中的继承与革新”之中提到民族文化。革命制造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但是, 这并非彻底抛弃文化遗产的理由。这时,“民族”是存放文化遗产的巨大仓库。只有这个概念才有资格拥有千年传统。但是, 这并不意味了“民族”可以遮蔽“阶级”, 相反, “阶级”仍然是一个优先的概念。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念》均援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20 , 号召用阶级的眼光划分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成分和资产阶级文化成分。按照毛泽东的概括, 这即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 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21 。这是“阶级”对于“民族”居高临下的再划分。
50 年代之前, 阶级和民族的观念共同织就一段复杂的历史。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关系的理论曾经一定程度地转移到民族关系的考察22。然而, 更多的时候,“阶级”认同和“民族”认同相互争夺主导权。1930 年, 国民党文人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导致“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 正如茅盾所言, 这时的“民族”掩盖了“阶级”冲突——“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 ——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下, 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 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23。1936年, 左翼作家内部爆发“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 民族与阶级的主次关系无疑是两个口号分歧的要点。1938 年,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之中强调优先考虑民族的意义。毛泽东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 并借助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这即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之中, 民族利益压倒了阶级利益。长远地说,“只有民族得到解放, 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24。然而, 民族的解放实现之后, 阶级的冲突再度成为主要矛盾。50 年代之后, 尽管“民族”概念仍然不时露面, 但是, 这时的“民族”可能寓含了“阶级”的涵义——民族文化抵御的“西方文化”时常被等同为资产阶级文化。“当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时期强调‘民族形式’时, 他显然含有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也就是说, 在防卫意识形态侵蚀的意义上它是阶级的, 而在‘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等形式的意义上, 它是民族的。这是他坚持‘民族形式’、反对‘全盘西化’的真正用意”25。
由于阶级斗争理论的畸形扩张, 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压抑。所以, 许多人认为50 年代至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与现代性无关。然而, 另一些理论家更愿意认为, 这种状况必须追溯至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这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26。毛泽东力图把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大国改造成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 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是,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矛盾尾随而来: 民主、平等和官僚主义, 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文化传统和文化革命, 西方和东方, 民族的保守性和反抗大国霸权, 如此等等。毛泽东试图用无产阶级彻底压倒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覆盖一切分歧, 甚至不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被视为解决现代性、阶级、民族诸种矛盾的一揽子方案。这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得到了什么? 历史翻出的底牌是一出大规模的悲剧。
即使有些偶尔的脱轨现象, 50 年代至70 年代末的文学理论并未游离上述的基本历史脉胳。80年代打破了历史僵局之后, 现代性话语开始进入复苏期。这时,“阶级”的范畴很快丧失了理论效力,“经济”、“生产力”、“市场”、“人性”等概念纷纷取而代之。现代性话语结构之中, 文学理论负责恢复“个人主义”的名誉。理论家的分析之中, 阶级的立场、文化、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坚固的结构,“个性”作为一个有效的单元从中浮现, 并且不时跨越阶级之间的界河, 形成远为复杂的情节。当时, 许多人还来不及考虑“个性”与“理性”——或者用马泰—卡林内斯库的概念区分, 即“美学现代性”和“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对立27。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文学这些概念之间的“现代”作为公约数提取出来, 铸造为一个令人激动的目标。所以, 文学理论对于“个性”的褒扬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这种个性有时叫作内心, 有时叫作意识流, 有时叫作“大我”或者“小我”, 有时叫作自我, 还有许多时候叫作主体。
这个意义上,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出现的确有些意外。现代主义文学实验方兴未艾之际, 韩少功、阿城等一批作家突然纷纷撰文, 试图为文学勘察一个新的矿藏。他们不约地指向了神奇的中国传统文化——文化是文学之根。东方悟性, 宁静淡泊, 天人和谐, 易经八卦, 仁义道德,自然无为——诸如此类的文化遗产开始作为一种密码编入文学。这种文化认同的背后, “民族”出其不意地出现了。“个性”刚刚代替“阶级”不久,“民族”又加入了角逐。勿庸讳言, 拉美文学的巨大成功极大地启发了“寻根文学”——拉美文学对于本土文化的依赖提供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学范例。当然, 这时的“寻根文学”更多地是将民族文化作为摆脱西方文学蓝本的动力。不可否认, 这些异于西方的文化景观被当成了占领国际文化市场的地域特产。这种美学趣味甚至迅速扩大到中国的电影——的确, 这时还没有多少人深刻地意识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之中可能产生的尖锐反抗。若干年之后, 直至后殖民理论家隆重登场, 他们的种种观点名闻遐迩, “民族”才正式在文学理论之中负有更为重大的政治使命。
五
“失语症”的苦恼出现于20 世纪90 年代, 这并非偶然。这象征了文学理论的又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向: 从个人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个人”暂告一个段落, 主体或者“无意识”没有那么时髦了。民族——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 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愈来愈多地被人们重新提起。许多人都听到了弗•詹姆逊的论断:与第一世界文学相反, 第三世界的文学是民族寓言28。虽然后殖民理论的提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然而, 更重要的是, 一系列历史事件开启了民族主义的主题。
20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90 年代, 持续了数十年的冷战宣告结束。令人不安的是, 预想的安宁与和睦并未来临。刚刚从美国政府之中抽身而出的亨廷顿教授把硝烟引向了另一个领域, “文明冲突论”不胫而走。如果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未来敌手, 那么, 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衡和最后的对决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意义上, 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角逐早早地拉开了序幕。拥有孔子、屈原、唐诗宋词的古老文明怎么能被麦当劳、好莱坞、NBA 之流美国时尚所吞并? 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峻。相对于国家之间的政治体制分歧, 承担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的轮廓开始从历史的波涛之中现身。
如果说, 亨廷顿的文化挑衅是一个短暂的突发事件, 那么,“全球化”的概念无疑是一个正式的理论表述。由于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覆盖了全球,一个地域性的局部事变可以及时地放射到全球——尽管“全球化”的内涵并不复杂, 但是, 许多理论家都在深谋远虑地盘算全球化的多重后果。显然,全球化概念与现代性话语的遭遇必将形成一个理论漩涡。按照约翰•汤姆林森所赞同的观点, 全球化即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现代性话语之中的西方文化霸权会不会因为全球化而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汤姆林森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全球现代性的到位”与西方某些民族国家的文化主导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甚至不惮于提倡某种“宽厚的普遍主义”:“我这里所说的‘宽厚的普遍主义’, 是指这样一种意识: 可能存在着某种同感的( consensual) 价值观, 它是在这个公共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29。
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代表了一批西方理论家考察这个历史事变的基调: 善意和乐观是他们进入全球化和现代性话语的常见表情。这显然与他们置身的强势文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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