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巨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②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③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④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说是伯希和在材料上的恩赐，因此罗振玉说这是可喜的一面。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词，表现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即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所以才对伯希和能够表现出“以德报怨”的高尚态度。伯希和对此显然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事情也确实如此，伯希和陆续寄来一些四部要籍的写本照片，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⑤首次刊行敦煌写本照片。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⑥以后，罗氏又陆续在《佚籍丛残初编》、⑦《鸣沙石室佚书》、⑧《鸣沙石室佚书续编》、⑨《鸣沙石室古籍丛残》、⑩《敦煌零拾》、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⑿《敦煌石室碎金》⒀等书中，刊布照片或发表录文，大多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传统的四部古籍，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
由于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学者化解了“可恨可喜可悲”的怨愤，也消除了伯希和的顾虑，伯希和由此建立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关系，而且一直不忘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如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陆德明《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⒁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人《涵芬楼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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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紘翻译：《伯希和氏演说》，载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之《流沙访古记》，叶36—37；又见《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98—208页。
② 《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第42—67页。
③ 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
④ 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
⑤ 1910年罗氏影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10册、《敦煌丛刊初集》第9册。
⑥ 1911年《国粹学报》第7卷第1—8期陆续刊出，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册。
⑦ 1911年《国学丛刊》摹抄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⑧ 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年；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⑨ 1917年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⑩ 1917年上虞罗氏影印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8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⑾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⑿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8册。
⒀ 1925年东方学会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
⒁ 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
籍》(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也见到此真迹。①伯希和的这种合作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42年(1909)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年11月28—29日，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
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
二 《劫余录》与“伤心史”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②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③陈万里的敦煌考察，④都具有开拓意义。⑤然而，对中国敦煌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文。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⑥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⑦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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