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③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明白其意，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④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⑤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⑥
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⑦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⑧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⑨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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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②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268页。
③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分，1930年。
④ T'oung Pao，28，1932，pp．481—482。
⑤ 参见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211页。
⑥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著《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⑦ 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148页。
⑧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50页。
⑨ 参见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25—2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71—73页。
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①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②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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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80—581页。
三 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③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④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⑤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⑥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之家，汉语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⑦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⑧翟林奈完全接受，并重新翻译。⑨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
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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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见郝春文：《如何评价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4—8页。
③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
④ 《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页。
⑤ Eva Apor and Helen Wang (eds.), "Catalogue of the Collections of Sir Aurel Stein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Oriental Studies, 11, Budapest, 2002, p. 44.
⑥ 参见 F. Wood, "Two Thousand Years at Dunhuang," in Susan Whitfield and Frances Wood (eds.), Dunhuang and Turfan. Contents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from Central Asia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I),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6, pp. 1—2.
⑦ L. Giles, "Tun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