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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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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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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 Lu : Notes on the district of Tun-hua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4, pp. 703—728.
⑧ Suh Hu, "Notes on Dr. Lionel GileS’ article on Tun-huang Lu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15, pp. 35—39.
⑨ L. Giles, "The Tun-huang Lu re-translated," Journal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5, pp. 41—47.
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Lionel Gilcs，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然既已至此，不能不极力想法，庶不致如人宝山，空手而反。现在拟托其它英国人代为转圜，将来研究一层或可有万一之望也。①
向达是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交换馆员到英国看敦煌卷子的，由于翟林奈的刁难，他只看了五百卷左右，②就不得不结束工作，更何谈他原本打算的“作一通盘研究”了．以向达的学术功底和相关知识的准备，他的英伦之行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可惜由于翟林奈的拒绝，他只写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和《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③向达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40年代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万里孤征，开拓了石窟考古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新路，他在敦煌学方面的更大成就，奠基于他的两次西北考察。④
与伦敦的向达相比，同样是由北图派出的王重民，在巴黎的工作却一帆风顺。1934—1939年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得以通览全部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一边编纂敦煌写本目录，一边做自己感兴趣的四部书、诗词、变文等方面的研究．他以后出版了《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⑤《敦煌曲子词集》、⑥《敦煌古籍叙录》，⑦与向达等合编《敦煌变文集》，⑧与刘铭恕等合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⑨可以说这些成果的取得，主要是饱览巴黎藏卷的结果。而且，王重民还得到许可，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摄了大量敦煌写本照片，清华的一份在日军侵华时被炸毁，北图的一份，总数有上万件之多，⑩这实际上是伯希和收集品的精华所在。照片中还有王重民和向达在英国和德国拍摄的敦煌吐鲁番文献，⑾这些照片为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可惜因为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这些资料被打人冷宫，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王重民在巴黎的成功，不能不说其中有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大力帮助。伯希和还将自己私藏的敦煌石窟笔记出示给王重民，而且允许他全部拍摄，带回中国。⑿这种帮助也是互利的。王重民逗留巴黎期间，与戴密微(P．Demiéville)每周三聚在一起，共同研讨敦煌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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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9页。
② 成果见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页；收入作者《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95—239页。
③ 后者发表于《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第123—128页；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40—251页。
④ 参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第99—127页。
⑤ 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
⑥ 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1956年修订再版。
⑦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
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
⑩ 参见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国家图书馆有关王重民所拍敦煌文献档案的价值》，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会议手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年9月，第338页。
⑾ 参见荣新江：《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德国吐鲁番文献旧照片的学术价值》，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学资料研究中心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67—276页。
⑿ 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中提到看到的经过，但未提拍摄之事，见《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4期，1936年4月2日；此据作者：《敦煌遗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中有关汉地和印度僧人在吐蕃争论顿渐问题的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是王重民发现并提供给戴密微的。1952年，戴密微出版《拉萨僧诤记》 (后改名《吐蕃僧诤记》)时，首先就是感谢王重民的贡献，①这本书翻译并详细注释了有关禅僧人藏与印度僧人斗法的敦煌文献，在汉藏佛教史、汉藏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有贡献。此后，戴密微在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中，主要讲授禅宗典籍和俗文学作品，并不时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②这些研究方向与他和王重民的学术交往不无关联。
不论是在伦敦受到刁难的向达，还是在巴黎受到善待的王重民，他们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物是抱着世界主义的胸怀来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在1948年12月举办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陈列品中看出。根据同时印行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的《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这个展览中关于敦煌学学术史的部分，包含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外文兼备，其中也包括斯坦因、伯希和考古探险和研究著作，③表明向、王二位把他们敦煌考察的记录也看作是敦煌学史的组成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到“文革”期间，包括向达、王重民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学者，在反帝爱国的政治背景下，继续从事着艰苦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们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的《斯坦因劫经录》、《伯希和劫经录》，是时代的产物，未必是当时学者的本意。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非学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因为即使这些学者把自己的著作打上“爱国主义”的符号，最后也无法抗拒更强烈的政治热潮．向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在“文革”期间含冤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中国敦煌学的终止。“文革”中间，因为中国学者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研究工作，所以那时只有世界的敦煌学，而没有中国的敦煌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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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Demi6ville，Le concile de Lhasa，Paris，1952；戴密微：《拉萨僧诤记》，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感谢王重民的话写在前言的开头部分。
② 戴密微的讲课内容，在每一年的《法兰西学院年鉴》(Annuaire du College de France)中都有报道。也请参见P．Demiéville，Choix d’etudes bouddhiques，Leiden，1973．
③ 1948年北京大学印行。
四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977年，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开始复苏。二十多年来，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考古、艺术、音乐、舞蹈等许多方面，都从比较低水平的起点，越升到世界同行的领先地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为国际敦煌学界所认可的事实．这些成就近年来有不少论著专门加以总结，不必在此费词，我这里主要想谈谈爱国主义在这二十年来敦煌学研究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虽然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但从50年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宣传已经根深蒂固，一些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动力正是爱国主义。比如有的敦煌学研究者就这样认为：敦煌文书出自中国，绝大多数是用中国文字书写的，所记载的是中国古代的史事，何以我们的研究反而落后于外国学者，因此，我们一定要赶上以至超过外国学者的研究水平。这样的爱国主义情怀必然进发出极大的热量，鼓励着那一代的学者努力地赶超日、法、英等国的汉学家，也感染着下一代敦煌学子，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去努力学习。
这些照片的存在，见徐自强、王新：《北京图书馆藏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照片整理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430—455页。
正好就在大陆敦煌学刚刚重新起步的1981年，日本京都大学的藤枝晃教授应天津南开大学之邀，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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