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它的态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农民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实用主义。

【关 键 词】近代/外来文化/农民/态度

【 正 文】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学术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外来文化研究较多，而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由于语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直到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农民对传教士及其传播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透过历史的迷雾，根据农民的心理，对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他们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注：《莱阳县志》。）这样，农民的实用精神就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据利马窦的记载，当他们在肇庆首次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义时，当地百姓大都抱一种好奇的态度，并乐意与他们讨论宗教信仰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是来自最底层的百姓，”此人是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家人无力为他治病，将他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将他接回家里，给与了必要的护理和照顾，并向他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们为他做了洗礼，正式接受他入教（注：《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利马窦称此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辞，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护理和照顾，才勉强答应接受洗礼，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也符合农民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传教士是抱着“中华归主”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广泛介绍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传播基督教教义；②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③创办西式的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在这三者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主要目的，其它则是辅助手段。然而，由于认知主体的特点，这些被传入文化的命运却是极不相同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的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病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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