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理，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洋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注：《义和团》（二）第146页。）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 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注：《义和团》（一）第271页。 ）他们憎恶现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将他们通通排斥掉，“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决不饶放。”（注：《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农民强烈地排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不实用，而且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幸和痛苦：洋货的泛滥，使农民生产的土货无人问津；铁路邮电的发展使以运输为业的挑夫、船户、车夫纷纷失业，客栈、店肆、码头纷纷关闭，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农民排外的精神武器是传统信仰中的天地神佛，反映出他们排外的非理性特征。正如他们曾经用洋教打倒传统的天地神佛一样，他们这次是用天地神佛去对抗外来的洋教、洋货、洋物了，形式虽然不同，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他们用传统的天运观表达民族斗争的新内容，他们宣称激起天怒人怨的洋人洋教“气运已尽，天意该绝，”而自己的使命则是“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用造谣惑众的手段，煽动人们的排外情绪，什么“男女混杂、白日宣淫，”“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等等；他们对抗洋教的精神偶像是传统信仰中的神灵英雄，英勇善战的赵云、马超，多谋善断的诸葛亮、刘伯温，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二郎神，智勇双全、忠义如一的关云长，以至于“人人有一太白金星，九天玄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说在其意中，平时将信将疑，一遇可以附会之端，登时信以为实。”（注：《义和团》（一）第180页。 ）甚至服饰装束、行为习惯都有自己的特点，决不与洋人混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健康，我偏生病……”（注：《且介亭杂文》第63页。）朴素的爱国热情却是以愚昧、落后的形式表现出来。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实用主义和盲目排外看似矛盾，却统一在农民狭隘落后的心理之中。一方面他们从经验出发，接受、选择他们认为实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对于他们不理解的事物则求助于迷信的说法、荒唐的念头，在他们重经验的同时又表现出非理性特点。这种非理性因素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既可以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迷信、狂热，也可以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斥，而不管是哪一种形式，都无法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理性的分析判断，无法积极吸收融化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十九世纪中期，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被介绍到了中国，有些在社会上还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一切在农民那里未得到任何反映。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出现了一部《资政新篇》，我们惊异地从中发现建立近代工矿企业，兴建铁路、邮局，创办报纸，设立民政局，协助监督天王的政务等一系列新内容。这些内容已涉及到近代文明的重大课题，它无疑是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一次大胆“拿来，”充满了科学严谨的态度。然而《资政新篇》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归于洪仁玕所受的西洋教育，从这点上讲，《资政新篇》并非农民选择的结果。它被冷落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外，没能产生任何影响。中国近代以来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一直步履维艰，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则是农民落后的文化心态在作祟。更有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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