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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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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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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历史的材料说明：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无论建筑业、采矿业、制盐业、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印刷业等在许多地区都十分发达，分工也很细密。如乾隆年间的建筑业在各处都有，其中分工的种类名目很多，有大木作、南木作、石作、瓦作、搭彩作、搭材作、土作、油作、裱作等等。
在采矿业方面，清朝统治者曾一度严令禁止，但后来也逐渐开放了。据《清史稿》所载，康熙年间山西应县、陕西临潼、山东莱阳各处银矿已经开采。雍正年间广东总督鄂尔达奏称：“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广东的采铁和冶铁工业发达的情形在鄂尔达的奏疏中记述得还很多。比如他描写“铁炉不下五六十座，煤山，木山开挖亦多，佣工者不下数万人”，可见是很发达的。乾隆年间陆续准许山东博山等地煤矿以及贵州思安、陕西哈拉山、甘肃扎马图等地金矿和银矿、两广和云南各地的铜、铁、铅矿，尽行开采。云南的铜矿历史很久，规模也很大。它在康熙、雍正的时候是“由官给工本”开采的，起初每年产铜只八九十万觔，乾隆的时候虽然仍由官府“放本收铜”，却并不干涉生产过程，各矿厂可以独立经营，因此每年产铜增至一千二三百万觔，矿区也扩大许多倍。《清史稿》载乾隆时“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再看阮元《云南通志稿》《食货志》的材料，云南铜矿在康熙年间常有十七八处在开采，雍正二年至乾隆八年常有二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九年以后常有三十余处在开采；乾隆三十七年有四十六处在开采。王崧《厂矿釆炼篇》记述各处的“商贾负贩，百工众技，不远数千里，蜂屯蚁聚，以备厂民之用。而优伶戏剧夕奇邪淫巧，莫不闻风景附。”可见连某些边远的矿区也逐渐变成新兴的工商业小城市了。
清代的制盐业在两淮、两浙、两广、福建、山东、长芦、四川等著名的产盐区同样是扩大生产的，盐利也是最大的。许多盐场又经过了裁并，就日益集中，每个大的盐场往往都有几千上万的盐民或“灶户”，许多盐场或盐井互相毗连，使产盐区的集镇也更加繁盛了。这些盐区不但是制盐的工业区，而且又是盐商集中的商业区。当时两淮等地的盐商获利最大，康熙、乾隆屡次到南方巡游，强迫盐商捐输的款项，动辄几百万两。即便是在边远的云南，当时盐井的数目也比以前增多，雍正年间由八大井、四十多小井增加到二十大井、九十多小井，乾隆年间又新开了两大井。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云南琅井在昆州，白盐井在姚州，黑盐井在楚雄，皆在万山中最下处溪河之中。环溪数千家，皆灶户也。每担咸水税若干。”各地盐业的发达可以概见。至于历史悠久的江西景德镇的瓷业，在明代就已经扩大了规模，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的时候更进一步发展了，制作的技术也更加提高，分工协作的组织比以往也更加细密。在那里不但有规模十分可观的能够承担官局烧造任务的大窑，而且有许多为市场而生产的小窑。从那里出产的瓷器行销各地，因此景德镇更加成为“商贾云集”的地方了。据唐英的《陶冶图说》所载，当时“景德一镇……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以生”。这些大部分都是私窑，而在御窑，则只有“工匠役夫三百余人”，即便还有其他工人，也多不到那里去了。
各个地区的这许多官办工商业和民营工商业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很尖锐的，斗争不断地爆发。因为清朝统治者对民间工商业的压迫日益加紧，激起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的反抗。他们进行斗争的方式更加复杂。他们有的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动罢市。
这是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进行斗争的独特形式。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八、十九两日，江宁、镇江、扬州的商民举行罢市，拒绝新任督抚到任，要求减轻税额。有的组织武装走私。如康熙年间山东、河南的“流棍”，往往“率党”一二百人，兴贩私盐，横行白昼，在泰州沈家渡等地杀死缉私官兵。有的率众反对抬高米价。如乾隆十三年春夏之交，米价骤涨，苏州有“市井贩夫顾尧年者倡言平抑米价，和者纷如蚁聚，势愈汹涌。”这一类事实只有在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才可以理解。
康熙年间有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三合会”出现，乾隆年间又有另一个反满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出现。这些秘密组织跟城市的行帮组织有密切关系，跟海外的华侨商人和苦力也有密切关系。就城市的行帮来说，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有许多城市的行会的内部关系，比起从前的行会大有不同。如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年)汉口米粮业的帮规中写道：“吾人若无团结集议之所，则无以整顿行规，且意见各殊，斗斛参差。……何以昭公溥而永保信用?”并规定“缴入帮费银十五两”、“公所之常费收取悉照账簿”、“有破坏帮规者，即开会议罚”。这种行会章程显然带着新的色彩。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相随而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输入，对于清朝闭关的封建经济的侵蚀和瓦解的作用，也在日益加深。
自从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二十八年同帝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又订立恰克图条约以后，东南沿海四个关口，北方陆路一个关口，输入的外国资本主义商品不断增加。康熙五十九年专门为了经营对外国商人的贸易而设立了广州十三行，它们和明代的三十六行的性质很不相同，应该说这时候买办资本也开始萌芽了。
看《红楼梦》的人都记得，《红楼梦》中有许多外国的货物，如洋漆、洋布、洋呢、金表、挂钟、西洋金自行船、玻璃灯、西洋珐琅、洋烟、西洋葡萄酒，波斯玩器、茶叶、止头痛的药膏“依弗哪”以及冯紫英夸称为“鲛绡帐”等四种洋货都是。王熙凤夸耀“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薛宝琴自称“八岁跟父亲到西海买洋货”。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而俱来的，是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比明朝的时候更为增多。康熙皇帝曾任用了许多传教士为钦天监，当教授，到内地勘测，那些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增设教堂，吸收教徒，买土地，做生意。这些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倾向同样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四
由于当时从城市工商业的基础上兴起的代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力量进一步的发展，清朝封建统治者就遇到了过去所没有遇到的新兴社会力量跟它相对立。这种对立关系已经超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对立的范畴，而带有新的社会意义。因此，有些人仅仅看到清代的农民斗争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而忽视或抹杀了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对于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农民斗争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的，而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怎么能够抹杀的呢？
在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正是由于这种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封建农村的阶级分化和农民的离村，由于西洋资本主义势力开始逐渐侵入，这才给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多方面的威胁。而在当时一部分经营官办的工商业的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中，也逐渐地产生了思想上和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分子，这也是很自然的。
曹雪芹就是属于贵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兴的市民思想影响的一个典型的人物。人们都看到了《红楼梦》具有强烈的反对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曹雪芹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呢?应该说他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必须从这一点来分析，才能更清楚地认识《红楼梦》的历史意义。
人们大概都不否认，《红楼梦》里的许多正面人物，是代表着那些没落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的家庭中向往自由生活的一群青年人。他们一方面对于日趋腐败的封建制度发出了动人的控诉和强烈的反抗呼声，揭穿了以贾政、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为代表的行为伪善、实则残酷不仁的封建家庭统治者的面目，另一方面也无情地揭露以贾珍、贾琏、凤姐、薛蟠等为代表的唯利是图、肆意暴虐的当权派的丑恶。作者的思想就是要反对这两方面戕贼个性自由的封建恶势力，而追求着符合于个性解放的目的的新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
除了在许多文章中已经反复被引用的例子以外，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几个例子。从婚姻自由的问题上说，尤三姐对着贾珍、贾琏那一班人最尖锐地表示：“必得我拣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才跟他。要凭你们拣择，虽是有钱有势的，我心里进不去，白过了这一世了!”在反对人对人压迫的问题上，春燕传述宝玉的话说：“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都要回明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对于一切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庙堂里爬去的人们，作者借宝玉的口中狠狠地骂道；“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处处痛骂封建的道德、功名、利禄和等级制度，痛骂那些虚伪的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痛骂那些凌辱别人的个性自由的残暴行为。
作者的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了当时反映着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兴市民思想的影响。人们晓得，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铸万，刘继庄等人都曾提倡个性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对于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所表现的基本思想，和这几位思想家的言论有许多相近之处。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论了“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曹雪芹也借宝玉的口里说“尧舜不强巢许，武周不强夷齐”。唐铸万在《潜书》《大命篇》中说，“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则彼薄，此乐则彼忧。……人之生也无不同也，今若此不平甚矣。”曹雪芹同样借宝玉的口里发出“不平则鸣”、“世法平等”的一类呼声。刘继庄在《广阳杂记》中说：“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曹雪芹世借宝玉的口里说道：“除了‘明明德’以外就没书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编纂出来的。”刘继庄还提倡看小说和看戏，认为这是“性天中之诗与乐也，书与春秋也，易与礼也。”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也提倡看《西厢记》、《牡丹亭》等小说，看《醉打山门》等戏曲。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彼此共鸣，难道可以说是完全出于偶然的吗?
还应该提到的是，曹雪芹毕竟是汉人，他的祖上虽然入了旗籍，在清朝统治者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之下，这位充满着个性自由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作家，是不能无所感触的。《红楼梦》写成之后，清朝宗室弘旿评称；“《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弘旿所说的碍语，有人加以种种不同的解释，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则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汉人大兴文字之狱，前后有十七起之多，并且到处搜集成千成万的“违碍书籍”，这当然会使弘旿对于曹雪芹的作品存着顾虑，二则是雍正以来清朝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复杂化，阿其那、塞思黑的案子牵涉很广，曹家被抄与此不无关系，这同样使弘旿有所顾虑。但是，《红楼梦》并不因为当时的清朝宗室怕它有碍语而不得传世，相反的，它是不踁而走和深入人心的伟大作品。
显然，《红楼梦》是描写了一整个时代的。这个意义并不因为它带有自传的性质而减弱。有不少伟大的作品也是自传性的，谁能否认它的价值呢?但是，《红楼梦》又毕竟不是家谱式的自传，而是刻划了一个时期社会的典型面貌的。
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言中说：“把每个人看作是时代、民族、阶级的产物，我们当然应该从同样角度去看作家，可是要承认作家是一个比别人更饱和着经验——人生的知识，而且由于经验的堆积，具有着把自己的印象装饰在形象里面的本领的人。”这样的作家所写出的作品，由于作家的“经验愈广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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