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隋唐时期佛道二教发展到执思想界之牛耳，一时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为安身立命的归宿。儒学亦称昌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一次经学注疏的大结集，举世传习，历久不衰。统治者三教并重，一统政权并不要求思想统一。民间信仰则趋向于佛道。

    6．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瀏所撰《五杂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我未之见也。(卷十三事部)

可见当时极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北京是当时的首都，江南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而苏州为其都会，按理说，北京、苏州两地的风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礼教，总该相去不远，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

    “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士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长安有谚曰：‘天无时不风，地无处不尘，物无所不有，人无所不为。”’

    姑苏“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习于周旋，文饰俯仰，应对娴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虚一实，舞文狙诈，不事本业。盖视四方之人，皆以为椎鲁可笑，而独擅巧胜之名”。(卷三地部)

在这两个封建文化最发达的城市里，谢氏似乎并没有闻到一点点忠、孝、仁、义、温、良、恭、俭的周孔之教的气息。

    如上所述，可见中国文化一方面随着时代的演进而随时在变，各时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决不能认为存在着一种几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变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无论是从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干弟子以来的二千三四百年，还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二千年，还是从宋儒建立理学以来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终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时期的唯一的统治思想。两汉是经学和阴阳、五行、谶纬之学并盛的时代，六朝隋唐则佛道盛而儒学衰，宋以后则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骨子里则不仅下层社会崇信菩萨神仙远过于对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参加文庙的祀典，对至圣先师孔子拜兴如仪，更乐于上佛寺道观，在佛菩萨神仙塑像前烧香磕头祈福。总的说来，控制当时整个社会精神世界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杂俎》里有一条对这种情况说得极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繆，……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观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与关壮缪香火相埒，遐陬荒谷，无不尸而祝之者。凡妇人女子，语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无敢有心非巷议者，行且与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萨神仙之外，还有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各种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课、拆字、堪舆、扶箕、请神、捉鬼等等，无一不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负盛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个堪舆迷。他在江苏做官，在镇江找到了一块“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迁葬过来．我们怎么能说五四以前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国史上自秦汉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图都很广大，各地区的风土习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过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们，对这种文化的地区差异一般都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在此我举几个朝代为例，简要指出各区间的显著差异。

    (1)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约百年之后的成帝时，刘向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此项资料，其时全国只有齐地“士多好经术”，鲁地“其好学犹愈于他俗”，三辅(京都长安附近，今关中平原)的世家“好礼文”，此外各地区全都没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响，相反，到处流播着各种不符合儒学礼教习俗。例如：

    三辅“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过度”。六郡(今甘肃东部、宁夏、陕北)则“不耻寇盗”。蜀士以文辞显于世，但“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以上为秦地。

    中原的河内则“俗刚强，多豪杰侵夺，薄恩礼，好生分。”周地则“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郑地则“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陈地则“其俗巫鬼”。南阳则“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宋地虽“重厚多君子，好稼穑”，但沛、楚“急疾颛己”，山阳“好为奸盗”。

    河北的赵、中山则“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厢，游媚富贵，偏诸侯之后宫”。太原、上党“多晋公族子別、，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聚送死奢靡”。锺代以北“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之剧”。燕地则还保留着战国以来“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之俗。

    楚之江南则“信巫鬼，重淫祀”。吴人以文辞显，“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较最昌盛的齐鲁二地，齐“俗弥侈”，其士“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鲁地“去圣之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也不能算是风俗淳厚的礼义之邦．

    (2)《隋书》的《志》本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陈、齐、周和隋五代为论述对象。其《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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