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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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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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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和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渊源密切、交融频繁。通过越王勾践于周元王三年（前473）“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周”，不难看出百越稻作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周显王三十五年（前334），楚威王伐越，尽取吴故地至浙江，越以此散。 泰王政二十三年（前224），王翦灭楚，在吴越旧地置会稽郡，加速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封建礼仪化，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南北不同流脉，以及中华文明地域色彩的重要基石。
秦汉封建中央王朝，一方面谪徙50万众戍岭南，一方面又在建元三年（前138），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及悉举众来处江淮间”，进一步扩大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及其对百越稻作文化的交融和汲取。三国孙吴完成对当时分布在浙闽、皖苏之间山越的华夏礼仪化。东晋十六国，中原华夏农业文化随着汉人南迁，进一步扩展到长江流域以南，开启唐代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繁荣兴盛的先肇。沿袭并大量汲取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的长江流域农耕文化，与继承中原华夏礼仪传统、不断融合北方和西部游牧文化的黄河流域农耕文化，南北相映地推进和遥领着古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3.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
《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可以认为，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的一种写照。中国古代南方山地民族在艰辛恶劣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下创造的随山所处、“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文化，因其独特的传承和发展，难以留下比较清晰的文化遗址。不过，从传说时代起，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就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和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鼎足互存，共铸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汇成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长河。《国语·楚语下》：“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之苗复九黎之德”，反映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所经历的九黎和三苗两个传说时期的情况。
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以“食沙石子”、有着“铜头铁额”，反映了冶炼和火耕文化。他们游徙至中原与华夏始祖炎帝、黄帝争衡、交融，结果在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里，留下了顽强的黎民和“祠黄帝，祭蚩尤”传统。《史记·五帝本纪》记九黎之后三苗，在舜时于江淮荆州地区势力滋盛，却被迫返迁三危崇山，“以变南蛮”，继承了游耕文化。其时，也有大量游耕文化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之中，成为江汉流域和巴楚沅湘之间巴文化和楚文化的一部分，形成了古代中华文明。
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以蛮人自居，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荆楚文化。荆楚文化接受和继承周室旧宗带到楚国的典籍，融合当时南蛮游耕文化顽强、艰忍的精神，影响并推动了楚国和鲁国、宋国，成为当时三个文化中心，推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秦汉时南蛮游耕区域文化，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述，可按其分布地域、世系传承和文化特征，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集团：长江武陵蛮、巴郡南郡蛮和板蛮。魏晋南北时是南蛮游耕文化大量融入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以及迅速封建礼仪化时期。《魏书·蛮传》记蛮“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曼，布于数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南齐书·蛮传》也说蛮“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五州界”，反映南蛮游耕文化不断游徙至平原地区，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同时，也有因晋室南迁，中原华夏文化传入南蛮游耕地区，推动南蛮游耕区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封建礼仪化；另一部分则转入更为险恶的崇山峻岭中，困难而艰辛地继承着游耕区域文化。
《隋书·地理志》载：“长沙郡又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是为名。”这是一支承接《梁书·张缵传》始载的“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的山地徭民。世传至今的瑶族《评皇券牌》（即《过山榜》）提到，瑶族根骨，即龙犬出身，始祖是盘王，与《后汉书·南蛮传》所述长沙武陵蛮世系可以印合。他们世代刀耕火种，这就反映南蛮游耕区域文化，除了从传说时代以来不断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外，还不断地艰难沿传，顽强地弘扬和发展了中华文明。
三、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辅车相依而成中华文明。分布辽阔的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大体上主要由肃慎族系、东胡族系、突厥族系和氐羌族系所创造。因自然和地理环境影响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社会文化特点，可将其从东向西大致划分成三个地域系统：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大漠南北和西部高原的畜牧农业文化、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
东北兴安岭和草原之间的游猎畜牧文化，既有古代肃慎族系创造的，也有乐胡族系创造的。不断叠更的古代肃慎、挹娄、勿吉、女真和满洲等族游猎文化不断崛起于白水黑水的山林之间，南下平原的农耕文化地区，源源融入中原民族农业区域文化，为古老悠久的农业区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于是，历史上经常表现为兴起于东北的游猎民族，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就与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交融，或者进入草原融为充满活力的畜牧文化。
北方草原上不断兴起主要由匈奴和东胡族系的乌桓、鲜卑以及柔然、奚、室韦、契丹和蒙古等古代民族所创畜牧文化，保持着“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等传统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趋附。通过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总是循水草南下，进入物阜民康的黄河流域，形成对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汲取和交融，并促进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发展，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统一进程。
大漠地带和西部金山（阿尔泰山）历来活跃着的畜牧文化，主要是由突厥族系的丁零、高车、铁勒、突厥、回纥、薛延陀、黠戛斯等古代民族不断创造的。这支具有“于美草甘水则止，水尽草竭则移”特点的畜牧文化，一方面有着较高的发展水平，产生了文字、官制、刑法、税赋和金属锻冶技术，以自己的辉煌闪耀出中华文明之光，另一方面又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密切依辅，彼此影响，极大地滋润补充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西部高原上古老的氐羌族系，历来“以畜牧为天下饶”，所创造的畜牧农业文化“毋城廓，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他们也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有着久远的渊源关系。华夏先民之中的周人，“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春秋战国时期，戎狄的畜牧农业文化徙迁至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与华夏农业文化交错相处，呈现“七戎三狄”的犬牙浸融状态。汉唐之际戎羌畜牧农业文化继续不断地融合于农耕文化，开拓了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西传通道，推动着中华文明的向外传播。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里，星罗棋布于西域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是值得研究和提及的。浮现在古代沙漠之中的绿洲，沿西域天山两侧支持着畜牧文化的繁荣和交往，又提供了农耕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其实这是秦汉时期，天山两侧绿洲农牧文化分布的大体情况。天山两侧的绿洲农牧文化，先是借助游牧民族的游牧活动，后又依靠绿洲之间商旅的贸易和往来，形成了特有的中转和交易特性，从而吸收着各方面渗入的异域文化精萃。但是，无论从农耕文化的共同特点，还是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必然的内在联系来看，西域天山两侧绿洲农牧文化，是在连结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与匈奴、乌孙和突厥等游牧文化中，折射出自己缤纷绚丽色彩的，同时又展示出对中华文明发展和传播中的独特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地域和民族特色，从而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辅车相成伟大的中华文明。《史记·五帝本纪》记述炎黄时代，黄帝“北逐荤粥”。《匈奴传》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反映早在传说时期就已形成的游牧文化特点，及其射猎、游牧、耕田等诸种文化内涵的丰富性。
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受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要比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更大。每遇大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经济变革，不是远途迁徙或来似排山倒海、去却无影无踪地融合天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就是以消失的民族文化被新兴的民族文化所取代，或者以另一个民族文化的名称沿传下来。如匈奴文化被鲜卑文化所取代，以及匈奴文化在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和远徙中亚等地之后，又出现了以“悦般国”而指称的游牧文化。这就是中国古代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传承上的若隐若现和耐人寻味之处。
中国历史上无论在强盛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时，如汉代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与匈奴、鲜卑和西羌等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之间互相补充，唐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与突厥、回纥和吐蕃等民族游牧区域文化的彼此依辅；还是魏晋南北朝时鲜卑、匈奴、羯、氐、羌等族游牧文化进入黄河流域融合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宋辽金西夏多民族封建政权竞立之际，契丹、女真、党项等族游牧文化的封建礼仪化和农耕化，都不断注入和丰富中国古代农耕文化。这既使日臻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增添前所未有的内涵，永葆活力地屹立于世界古代文明之巅，同时也展现了依辅而成中华文明的游牧区域文化与农耕文化之间不可或缺、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正是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汇融成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在这里，以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的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为主，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及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各自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在交融、汇合成中华文明之时，又反映和推动着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册第703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4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7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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