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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族群”与“民族”概念和翻译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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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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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我们，没有对异族的认识，就没有对本族的意识。[19]所以，我们只有在动态的研究中去理解和定义“族群”，才能不为呆板的学术所束缚。
2、“民族”的定义和讨论。
有关民族的讨论并非近年来才开始，建国以来，我国开展过五次规模不同的讨论，如50年代中期史学界和民族学理论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60年代早期有关“民族”译法的讨论，70年代民族学界前辈牙含章、杨堃关于“民族”辨义的争鸣，80年代中期关于我国及前苏联民族研究实践的讨论，90年代逐渐向解构和多元化反思方向的发展等等，基本上都是10年发生一次大规模的讨论。从最基本的方面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民族如何定义，二是民族意识的产生和传递，三是民群体之间各民族成员在交往中的关系。[20]前面已经对民族的翻译问题做了解释，下面将着重分析民族一词的定义和因定义引起的讨论。
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是建国以来最流行的最具权威性的定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曾多次谈到民族和民族的发展，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含义。斯大林在1913年提出的“民族”含义即“四个特征”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被奉为经典，这四个特征构成了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1913：2947）。斯大林的 民族概念有别于“种族”和“部落”，强调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在他们这些有关“民族”的讨论中，他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逻辑和概念体系，其核心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定义各个历史阶段的民族含义与性质。斯大林的这个定义坚持4条同时并用，缺一不可。只有一切特征都具备时才算时一个民族。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回族因为没有独立的语言，不能算是一个民族，只能是一个宗教集团。[21]斯大林这一观点的提出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式分不开的，当然也是政治形势的需要。
对于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国内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通常可概括为三点：一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总体上是好的，但要做部分修正。1992年陈克进发表《关于民族定义的新思考》一文，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四个特征说，固然不可忽视，尤其对于原始民族来说，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是四个特征没有跟随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程度不一的演化，所以只能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国度。二是否定和抛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1990年都永浩发表《论民族概论》一文，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不是为广义民族下的科学定义，而只是为斗争需要，因此带有局限性。四个特征也不十分科学。三按照自己的见解重新定义“民族”。1992年纳日碧力戈发表《民族和民族概念辨正》一文，认为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在民族特征上，惟有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是最为稳定的，是与民族本体共存的要素。语言和风俗习惯是较为稳定的民族特征，与民族概念相连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系统有投射作用、类推作用、促进作用、变体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关于“民族”的词条认为“民族、部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缘关系定义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种族属于生物学范畴，而民族属于历史范畴。”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民族”这个词，但是在国内它的意义却种类繁多，很难去完整理解而清楚解释，如少数民族，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出版社，少数民族，多数民族，民族干部，民族传统，民族音乐，民族感情等，在学术界也被这个词搅得焦头烂额时，说法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见仁见智。
中国的民族概念有其特殊性，没有西方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为背景，中国的“民族”定义时在实践中提炼和使用起来的，是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区域自治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的民族含义已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概论，在民族识别中并没有机械地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没有完整按照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理论，也没有生搬硬套苏联的模式将其境内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上的民族称为“民族”。
我国就民族的定义和区分，提出不论人口多少，地域大小，社会发展阶段的高低，民族主体是否居住在我国境内，只要是历史上形成的，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服侍、习俗、民族意识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的，都一律称为“民族”。
三、民族和族群的关系及其意义
纳日碧力戈认为，民族和族群的关系是“族群－文化与民族－政治共同体”。张海洋认为，族群概念使用于民族的文化定义，民族概念使用于族群的政治含义。这两种见解可以说是对两个词汇的互用的一种中庸解释和责任的解脱。究竟如何得体而恰当使用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究竟是民族该包括族群，族群完全代替民族或互换使用，还是独立使用？在当前还很难达成一致或一种令众学者接受的观点。
对“民族”和“族群”概念和翻译的讨论对我们人类学学术理论水平的提高是有益的，对更清楚理解和准确使用也是有帮助的。
[1] 纳日碧力戈：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J].世界民族，2000，（1）
[2] 阮西湖：关于术语“族群”[J].世界民族，1998，（2）
[3] 陈 烨：族群、民族与中国的民族[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3）
[4] 阮西湖：民族，还是“族群”？[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5] 石奕龙：Ethnic Group不能作为“民族”的英文对译[J].世界民族，1999，（4）
[6]纳日碧力戈：问难“族群”，[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7] 范 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和“民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
[8] 马 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9] 翟胜德：“民族”译谈[J].世界民族，1999，（2）
[10] 郝 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 张海洋：浅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族群认同与跨文化传统[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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