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文化的海外传播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一方面是通过海外华侨卷入聚集地的主流社会，使汉文化融入、渗透其中，（参见拙文《论潮文化的海外渗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与学者的介绍与传播。高度发达的汉文化远播域外，令海外各国敬佩不已。近邻日本，自隋代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隋朝礼仪政治。从舒明天皇二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630~894），日本共派遣过十九次遣唐使，吸收和移植汉唐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高丽、新罗的情况也如此。中国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了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后，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他们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经商，还有种植水道、胡椒和酿酒；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道、蔬菜、水果、胡搅、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开凿运河、除草、裁缝、制鞋、烧砖瓦、制石灰、打铁、木匠、造房、行医等行业。（参见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谋利的国民”。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还从事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粮食的劳作。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苴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他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辟荒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参见陈碧笙《南洋华侨史》）而于16~17世纪兴盛起来的遢罗的造船业、制陶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华侨的积极参与，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结果。大批广东商民移居南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能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亦不断地将中国的典籍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罗明坚就是最早将中国的《道德经》、《三字经》寄回其国，又将儒家的《大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韶关传教期间，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为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把《诗》《书》《易》《礼》《春秋》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儒教、道教介绍到了西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传教史》中，他将中国的私塾和科举考试制度也一并介绍到了西方。利玛窦说，中国“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伦理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考试的内容乃：“孔子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除五经之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书籍及各类文化产品大量出口。中国语言文字对海外国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有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将中文尊为官方正式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广州的“蕃学”专门培养外国留学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痒。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了《葡法字典》，运用罗马字拼音方法注解汉字，是为以西文字母拼音汉字之始。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三卷，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汉语，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2．  西学的传入及影响

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始于明中叶的天主教。候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域外文化的输入，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文明。印度佛教、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等。成为构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唐文化面貌时说：“唐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宋真宗时，宋朝“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并尤其注重了解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貌。近代在造船业、工艺美术、音乐、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教育诸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文化之影响。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1628~1637年间，荷兰和德国都有了自己的制陶瓷厂，“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参见包乐史《中荷关系史》）当时欧洲出现的绘画“中国热”，即始于中国风格的陶瓷绘画艺术。

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进入北京时，赠送的天主圣母像和天主像，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在广州公开陈列，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1629年，会士毕方济著《睡画二答》，宣传西洋画及雕版艺术方法。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伊始的。黄启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援引王临亨述曰：“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寘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将所带的西琴赠给了明神宗皇帝，还特意谱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颇感兴趣。

 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

西医学和西医药学传入广东与中国内地，亦是始于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耶稣会卡内罗来澳门传教时，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利玛窦《西国记法·原本篇》论及人脑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邓玉涵于1621年抵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神父尸体，是为西方医生在中国的首次人体解剖实验。之后，他又与人合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

岭南医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批从外国贩运到广州的“海药”。有些药用植物在岭南被移植成功为“南药”。《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载了不少从外国引进的药材。填补了岭南的某些医术医方的空白。如苏颂《本草图经》记曰：“补骨脂……商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

广东因其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西方新式教育影响的最早地区之一，清代外国传教士在广东等地开办了大量教会学校。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中国第一个教会女塾，不久又附设男塾。容闳就曾在该校就读。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伊利沙在广东设立女塾，是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女学之始。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广东，办学数量大增。20世纪，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办学层次不断提高。不仅发展中等教育，还兴办了高等教育。晚清时期，又增设了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学院。大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充实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从而影响了广东新式学堂的建立与发展。 

四．粤文化与侨民聚集地异质文化的合流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岭南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梁。岭南文化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国文化因子，充实自己的文化内蕴。同时岭南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在与聚集地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得到了展示。岭南人在其聚居地所致力于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深入地影响着海外各国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使、催化其聚居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1．促进异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近代，大批移居世界各地的粤侨，他们在聚集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在评价华工开发当地锡矿的作用时说：“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努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于华工之手。”19世纪80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对华工在其地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同样予以高度评价：“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约翰·弗尔曼赞扬道：“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在美洲各国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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