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私人的市舶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这些商品皆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

◇红头船商贸

“红头船”商贸是近代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商贸形态，它既有物质贸易，也包含移民交易，或以物贸为幌子进行的移民交易。雍正年间的中遢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是潮汕地区与遢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向雍正皇帝奏道：“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护照）外多出之人，惧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州人通过“红头船”方式移民海外者近百万人。当时潮州移民多从澄海樟林出发，樟林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客头”。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潮州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海外潮人，则又纷纷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客头还代办潮州籍华侨与家乡的函件和汇款，据说每月由客头乘红头船带回的侨汇多达四万元。至1858年，红头船时代结束，遢罗已约有华侨一百五十万，其中60% 是由樟林乘红头船到达遢罗的（参见《潮州吴氏族谱传》）。据载，遢罗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4~1851），每年移居遢罗的中国人口达六千至八千人。为了表彰海外潮人对遢罗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拉玛三世曾命人制作代表潮人的“红头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寺以作纪念。

◇走私商贸

粤走私贸易主要包括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1860年，汕头开埠后，鸦片走私进一步泛滥。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再由中国私商看样订货，并付款、提货。外国烟贩通过勾结中国官吏和烟贩所形成的走私网，用快蟹、扒龙等快艇武装走私运入广州及沿海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粤东南澳已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分销、储存鸦片的重要停泊站。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于此，再由此转销潮洲、闽南甚至北方等地。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对南澳地区的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南澳、汕头再次成为鸦片走私的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总部设在香港的洋行从事鸦片走私。其中最大的颠地和怡和洋行还配有武装护航船队。此外，帆船也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广东沿海的帆船一年来回六趟。为了对付走私贸易，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一海禁政策同时也堵塞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之路。在禁海期间，澳门成为了我国的转口贸易基地。广东的部分货物先由陆路转运到澳门，然后再由海上转贩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当时澳门附近的十字门就是走私商船汇集贸易的据点。清政府的海禁和迁海政策，虽然使广东贸易遭受损失，但广东走私贸易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使广东外贸得以延续。顺治十年，遢罗国有商舶至广州，地方官以“互市之利”进言上司，遢罗商人得以入贡，广州巡海道还以全体官员的名义表示欢迎。

海禁期间，广东官府亦有一批“藩商”参与了从事对外走私贸易。当时“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商们却利用他们上通官府，资本雄厚的优势，尽得外贸之利。《抚粤政略》卷十中曾记载广东的沈上达投靠平王麾下，仰仗特权，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他一次就能获利四五万两，一年得利四五十万两，被称为“藩商”。广东藩商以权势和武装作后盾，大肆从事走私活动。客观上为海禁时期的广东保留了一条狭窄的外贸通道。

⒉ 海洋移民贸易形态

海外移民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所谓被动者即指苦力贸易，或曰“猪仔”，亦称“契约工”；所谓主动，指自发经济移民、政治商业移民以及偷渡者。广东自宋代始，已有少数商人出外经商而定居国外成为移民。明代广东的海外移民规模有所扩大，主要移居在东南亚国家。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此后，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依据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广东潮州移民亦有依靠亲友和乡党关系移居海外的，他们依靠这种宗亲关系在侨居海外，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苦力贸易移民

早在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就盛行，广州是奴隶贸易的中心。除贩卖本国奴隶以外，亦有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奴”。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岭南贩卖奴隶之风至宋元犹然。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以诱骗、掳掠的方式，即西方所谓“苦力贸易”（广东俗称“卖猪仔”）的方式，向中国掠夺劳动力。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诱骗华工。他们利用珠江三角洲劳苦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引诱、掳掠他们出洋充当苦力。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记载了苦力贸易者的罪恶与“猪仔”们的悲惨境遇：“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尽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

鸦片战争后，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与本国资源，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掳掠、拐骗华工出国。据记载，1800~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摈榔屿、马六甲等地。他们还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广东是华工的主要输出地，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琼洲等，均为主要出口口岸。广州仅1852年就出口华工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而在汕头和南澳一带装船运出的华工就达六千三百八十八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六千三百八十八人。亨特《中国海的美国船》称：“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不得不坦言：“汕头及附近一带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 19世纪中叶，在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契约移民输入数约达六十万人。

澳门、香港也是一个苦力贸易的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1856~1873年间，澳门出口华工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香港于1851~1872年间，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则达三十二万三百四十九人。（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世纪50年代，每年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输出的华工合计约五万人。据估计，1851~1875年，仅贩卖华工到中、南、北美洲而获得的利润就达到8400余万元，年均近340万元。（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同时西方船舶的船东们也受巨大利润刺激，不断添置新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畸形贸易也带动了广东沿海地区航运业的发展。

◇自发经济移民

明中叶后，随着以广州为始发港，并以澳门为中继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鼎盛发展。广东商人通蕃贸易、居留南洋诸国形成高潮。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属于自发经济移民。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三百万至四百万的自发经济移民的华工，他们由亲友接引或自筹旅费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主要移居地为东南亚和美洲地区，其中以广东籍移民为最多。晚清以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人数庞大，他们的移居，不仅扩大了华侨队伍，而且使华侨的移居地扩大到世界各地。

清代粤海外移民已逐步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开凿巴拿马运河、修建巴拿马等国铁路、巴西等国茶叶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中南美洲。到了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的粤籍华侨约占85%以上。此外也有一部分“自发移民”，是被用诱骗、拐架、囚禁等办法贩运出口的“猪仔”。自1842年香港建港后，即设立了与槟榔屿、新加坡联系的招工机构，使汕头、广州、香港、新加坡连成一条华工贩运线，把拐掳来的广东劳工运往东南亚、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港英当局为了掩盖贩卖人口的丑恶罪行，打着“自由移民”的幌子，强调华工是自愿自费移民。这批运到美国的“自由旅客”，一到美国，便被立即强迫签立还债契约。他们被债主利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实行强制劳动，受到残酷地剥削。据官方数字显示1856~1872年香港运出的契约华工，每年约一两万人。

三．近代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台湾学者方豪先指出：“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方豪《中西交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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