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朱熹、王安石、郑樵以《春秋》为史著，其误同样源自杜预谬说。以《春秋》为史学著作，是朱熹关于《春秋》问题的核心认识，《语类》卷八三载：“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史样看。’”王安石以《春秋》为史，表现为他对该书的批评，据《宋史》卷327：“（王安石）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皮锡瑞评论说：“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8]（第70页）除此之外，郑樵也认为：“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12]总之，凡此众多“《春秋》为史”的评论，看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归根到底都以杜说为依托。

       有学者指出，“强调并凸出《春秋》‘史’的意义，这在清代学术史上，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此说颇为中肯。[13]（第14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四：“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是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著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14]（第286—287页）顾氏此说显然由杜预“经承旧史”说扩充而成，且将谬误进一步加剧，阎若璩所驳可以为证，“按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以言例皆周公之垂法，仲尼从而修之，何必言起自伯禽与成之古良史哉？”[14]（第286页）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虽有矫正学风空疏的特殊寓意，但他关于《春秋》的基本看法却依然得自杜预。章氏曰：“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5]（第131页）钱穆先生批评说，“于是所谓六艺王官之学，只说成是周代的王官学，这在章学诚，首阐此说，已成为发明了千载未发之创见。其实他也还是沿袭杜预说法，把孔子来承继周公，把孔子《春秋》也仅当一部历史书看了”，[10]（第286页）确是的论。章学诚以《春秋》为史书，复以《春秋》大义为史义，《史德》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又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15]（第470页）章氏受杜预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近代意义上较早一部史学史专著，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对《春秋》的性质有如下表述：“《春秋》为鲁史故名，其记事之法，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意味所记之名，此杜预之所释也。”[1]（第36页）该说遥继杜氏无疑。

       其次，在“经承旧史”说的影响下，一些史家不仅将《春秋》视作史学著作，甚至仿效《春秋》修撰史书，客观上损害了历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正所谓“汉魏而下，仿《春秋》者，盖亦多矣。其间或得或失，更仆不能悉数”[15]（第111页），史家误以《春秋》之义为史义，又以《春秋》笔法为史法，从事史书撰写者时有其人，北宋欧阳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宋史·欧阳修传》：“（修）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欧氏以“《春秋》笔法”撰《新五代史》，自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16]饶有趣味的是，欧氏对于《春秋》笔法的采用亦不乏困惑，“呜呼，《春秋》之法，是非与夺之际，难矣哉！”[16]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卷九十三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欧不但学史记，并往往自负法《春秋》。……愚谓欧阳公手笔诚高，学《春秋》却正是一病，《春秋》出于圣人手，义例精深，后人去圣久远，莫能窥测，岂可妄效？”

       人们通常将“《春秋》笔法”对古代史学的负面影响归咎于孔子，如此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经史性质不同，正所谓“离则双美，合则两伤”，杜氏率先以经为史，不顾“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8]（第3页）。后人盲从杜说，误以著经之法著史，遂使经义不明而史法混乱。长期以来动辄奢谈“《春秋》笔法”而不加反省者，可以休矣！ 

三、余论：《春秋》的性质 

       以上论述说明：《春秋》是经而非史，这原是一个史有明文，无须申辩的事实，直至杜预以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首倡新说，才使得该问题反复缴绕，成一学术公案。事实上，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关键有两方面：

       首先，必须抛弃传统今古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周予同先生指出：“事实上，经学史上的学派斗争，每每都以经学为形式，展开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他们争论的形式是经，但事实上却是社会实际问题，反映了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不同利益和不同见解。”[17]（第699页）既然杜氏"经承旧史"说的产生及流行与古代经学的盛衰这一非学术因素直接相关，自然不宜将其作为今天人们判断《春秋》性质的标准。遗憾的是，后人饱受古文经学习染，每置前人成说于不顾，殊不知孟子去古不远，其说必有所据；太史公之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未炽，其说较为公允近实，岂容轻易否认？

       其次，剔除传统学者混同经史性质的误解。皮锡瑞说，"《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8]（第2页），此说不无道理。钱穆先生认为：”《春秋》还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10]（第317页）毫无疑问，该观点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倒不如说是取消了问题。钱氏以为《春秋》“亦经亦史”，理由是：“又且经、史之别，这是后代才有的观念。《汉书·艺文志》，《春秋》属《六艺》，而司马迁《太史公书》也列入《春秋》家。《七略》中更没有史学之一类。可见古代学术分野，并没有经、史的区别。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10]（第269—270页）

       这种看法似乎不错，实则有悖常识，因为作为学科分化问题的经史之分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一本论著的性质是静态不变的。正如《太史公书》曾经附属于经类，我们却不能说它一度“亦经亦史”，直至史部独立后才质变为史学著作；同样，我们不能以孔子《春秋》尝与《太史公书》同列一部为借口，便说《春秋》为史书。学科分化与论著性质的认定是两回事，当然不宜混为一谈。

       究竟将什么作为判定一种著作为史学著作的标准？尽管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答案可供参考，但我们认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著作至少应该具备以下要素。

       首先，从主观动机上看，作者的目的在于记载以及保留史实。将史学客观性的追求上升到理论层面固然是晚近的成就，但早期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将记载史实作为第一要务。西方史学的创立者希罗多德就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18]（第525页）。他又说：“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载下来。”[18]（第165页）中国史家也不例外，《说文》："史，记事者也"；司马迁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作为其撰史的立足点；[19]章学诚说，"夫史为记事之书"[15]（第52页），讲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孔子《春秋》尽管在体例以及材料方面受到鲁史的影响，但作者的意图绝不在于记载史实，《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语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如前人所言，“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8]（第21页）孔子作书，不是为后人留信史，而是为了寄予政治理想，鲁史的材料与体例不过是作者为说理而采用的有效方式。在这里，政治是目的，历史是手段；政治是内容，历史是形式，岂能本末倒置？后人以《春秋》为史书，不啻为厚诬古人。

       其次，能够有效地保留史实。孔子曾对鲁史原文进行过有针对性的删削，已如前述。《春秋》上限为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限为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凡242年间事，全书一万六千余字，每年记录数条至十数条，每条中最短者仅一字，最长者不过四十七字。诚如有人指出：“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一万六千余字，计当时列国赴告、鲁史著录，必十倍于《春秋》所书，孔子笔削，不过十取其一，盖惟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8]（第22页）试想二百余年历史如何可能通过万余字得到有效保留？关于这点，即使持《春秋》为史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宗侗指出：“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2]（第23页）魏应麒也说：“实则《春秋》之文字，简略已甚，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者，非藉传以明之，不仅褒贬不可知，即事迹亦不能晓。”[20]（第75页）孔子《春秋》没有有效地保留历史，至为明显。

       最后，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载史实。纯粹客观的历史记载不但古代，既是将来恐怕也不会存在，但绝对没有人会据此将洪荒时代的虚构或神话与严肃的史书记载混为一谈。从结果上分析，孔子《春秋》没有客观地保留史实，这与作者的著作旨趣相一致。由于孔子的目的在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9]，所以牺牲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迁就道德标准乃顺理成章。

       仅以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所谓“书法不隐”为例，《春秋》僖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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