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能够公允地评价经史关系而不局于门户之见者，在古今学术史上不乏其人。清人王鸣盛就力主"作史者不可拟经"[22]，反对史家妄效《春秋》，乃是由于他看到了史学著作与政治学著作的本质区别。王氏指出："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此外又何多求邪！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23]今人徐复观先生对这一问题说得更明白："纵上所述，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的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24］（第156页）

       总之，今本《春秋》是孔子所修用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汉魏之前史无异辞。西晋以后，学者多执杜预“经承旧史”之说，以《春秋》为史书。实际上，无论从作者的主观动机还是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春秋》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这一结论与今文经学家的传统看法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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