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问题本位其实源于对象现实主义和知识危机意识。新的问题和设问方式是针对现实观察和体悟来确定的，也就是根基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顾颉刚所说学者贵在带着问题从事思考和研究，意思是一样的。“五四时代”在文化学术上有超乎政治以外的特定内涵，其主要特点是人文学者(往往由于家学渊源)具有足够丰富的旧学训练，同时又具有“足够”新学常识。二者的化合形成了特定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学术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学者，虽然各有五四时代学者所不及的知识强项，但均欠缺五四时代学者在国学典籍、开明立场和理性态度三者之间维持有机互动的综合性分析能力。五四时代史学家的特点是学者读书自得，具有问题意识；而当代中外华裔史学家的特点是：受到较多片面规范性训练而拘泥于章程制度，遂欠缺独立问题意识。实际上，五四学人高于当代海外学人的原因还不在于其国学素养显然更为深厚的优势，而在于其具有较浓郁的真理意识和理想精神，也就是具有更高的理性自觉)。问题本位导致：在针对现实世界各域设定相应问题系列之后才进而处理学科方法选择问题。先有问题然后在诸相关学科内和不同理论间选择和组配相应的方法，结果其知识论自然不只来源于一种学科和一种流派。学科是为问题服务的，问题是针对现实观察和在整体知识中提出的。可以说，在现实世界、问题系列和学科方法三者之间存在着互依互渗关系。问题本位和学科本位对立的观点源于学科方法难以用来解决从现实环境中提出的新问题。学者能够采取“问题本位”方向，乃因真实关注各种现实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而学术功利主义则必按照“行之有效”的学科既定程序去进行范式运作。这就是，从现实立场而达致问题本位，然后才从问题本位转向学科方法。学科专业知识是为我的问题服务的。结果“缺点”反而在某一方面变成了“优点”。学术世界显然需要两类(分析型和综合型)学者：专业制度内的技术性知识创造者和这类知识的综合性利用者。符号学家不是学科专家，而是学科专业知识的跨科“使用者”。前已指出，知识细节是由专家创造的，符号学家则对其进行判断，评价和使用。彼此的关系是相互合作的。各专科学术之间必须有人担任架桥、沟通和重组的角色。符号学家的作用首先即在于此，他们是社会人文学术从分析向综合方向发展过程中应运而生者。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应是一个朝向学术全面综合性发展的人类共同事业，人文科学全球化和符号学全球化的实质即，人类人文学术理论的综合一体化发展。

5。仁学伦理学态度和符号学方向的选择

在本论文中我提到作为“知识的利用者”的符号学功能观，以与作为“知识创生者”的学科专业观相对比。知识的内容大多数与专业深化有关。学科专业知识的扩大、深化与提升是人类认知实践的自然趋向。跨学科不仅不是要排除专业知识，反而要参与促进专业知识。但是符号学时代强调学科知识以外的跨学科知识实践形态的必要性。符号学的跨学科实践在克服学科本位功利主义的同时，要使其理解跨学科学术运作到头来可能也会有利于学科内部知识的进步。就真理认知动机而言，此趋向相当于知识的丰富化与合理化发展，而就功利主义动机而言，其结果可能是权威地位的“失色”或淡化。对于重视学科本位内的实践目标来说，学术活动相当于按固定规范和程序进行的技术性操作，例如建构某种学科内的理论体系，或在学科系统内按照统一规范形成可被学界认定的学术运作。而对于问题本位者，其任务是双倍复杂的：一方面须在学科内增加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须在跨学科层次上另行建构新的规范和操作系统。

对于不遵循体制内功利目标的人来说，为什么还要在此“会议仪式”内宣读论文呢？对于设计和组织学术思想实践来说，我们有两个实践“维面”：共时态的理念层和历时态的实行层。思想表达是一次个人向“众人”的思想投射，其思想表达之完成与其被接受为两事。但是思想“有效提出”的方式和场合具有某种有效用的象征意义；提出(宣表)的有效性和接受的有效性为两事。非功利朝向的学术实践只能计虑前者，不可能掌控后者。此外也不能因为无后者而不要前者。学者的动机遂有两个平行的相关方面：自成(独善)和及他(兼济)。即使对前者而言，也有一个技术操作性方面，即一个如何达致“有效记录思想”的技术性条件问题。为什么要如此“计虑”？因为这种策略性考虑至少可以使你在特定条件下有效组织你的阶段性学术思考并完成其表达。有效指出问题之所在和表达出你的相应学术判断，即已达成仁者之“自安”，岂有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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