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头摆着三巨册新买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作《提要》)。近年来我已减少买书,但对工具书情有独钟,作为例外,仍注意购进。这是《人民日报》社柯愈春先生撰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全书五十八卷,我逐字逐句读了书序、后记、开头十卷,其他各卷和索引随手翻阅过,今据此试作评论。
一
我在求学期间读过数十种明清人诗文集,参加工作后又读清人别集,多少了解其史料价值。但清朝灭亡已近一世纪,清人别集有多少种?始终是个未知数。任何权威学者没有做过有把握的回答。《提要》独立回答了现存数的问题。据著者本人在《凡例》中统计,“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1]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回答。人们初知此数都极骇异其多,继而又为终于明白了“家底”而高兴。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回答,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遗漏,也有重出、误出,可能还有虽经著录而实际已佚的书,但这些情况相对这么大的总数说来不会出入太多。《提要》著者搜罗比较广泛,深入到县市级图书馆(如绍兴鲁迅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等)、高等学校分院图书馆(如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图书馆等)和著名藏书家(如黄裳等),并注意“诸家著录而估计此书尚存者”,还采及日、美等图书馆藏书。所著录的书许多经过目验。这是纯粹汇集各家目录,综合编辑成书所不可比拟的,是全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采取这种方法撰述目录巨著,在清朝有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代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纪谢二书经受住了长时间考验,袁书也颇受好评,柯著《提要》直追三书,而工程更加浩大,将为著者奠定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摸清存世清人诗文集比较确切的总数,为诗文集写出提要,就为有关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指路碑,成为编制有关软件的准确信息来源。科学意义重大。这是《提要》的第一大贡献。著者允诺贾其剩勇从事另一项巨大工程,即“生平有集而未见传世者当另辑佚目”。谢氏《增订晚明史籍考》也设有“佚目”,称为“未见诸书”,尽量开列作者、书名、卷数、著录者等重要事项。“佚目”出,有关专题系列目录更成完璧,一以窥见著述的隆盛,再则提供寻踪觅迹的线索。嘉惠学术,其功决然不小。我深信柯愈春先生有此能力,再创辉煌。
《提要》内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是探索每位作者的诗文成集刊刻源流,辨别版本异同,介绍庋藏情况的部分。我初读《提要》中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孙奇逢《夏峰集》、张明弼《萤芝全集》、释读彻《南来堂诗集》、余绍祉《晚闻堂集》、王猷定《四照堂集》等条时,就惊喜不已,其中清楚地说明每位作者的诗文何时结集,是否刊刻,如何续编、补编和合编,各集书名,何人作序,有何评介,何人主持刊刻,刊刻时间,各集之间异同,是否传世,庋藏何处,甚至有否残缺,是否孤本等有关问题,有时还涉及诗文传承、派别等重要问题,都尽可能有所说明。以后逐条读来,我觉得总有收获,给人以益智之乐。这些都属于传统目录学的重要内容,《提要》在这方面下了苦功。以钱谦益为例,虽有《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这样分别明清两代的大集为主干,但版刻众多,此外还有《投笔集》、《牧斋文集》、《牧斋诗钞》、《绛云楼文录》、《绛云烬余录》、《牧斋书启》、《钱牧斋尺牍》、《钱牧斋文钞》、《晚年家乘文》、《牧斋外集》、《有学外集》、《牧斋有学外集补遗》、《牧斋集外诗》、《牧斋集外文》、《牧斋集外诗补》等等,更有书名同而卷数、内容有异的小集,使人眼花缭乱,如坠五里雾中,而且庋藏各地,登录、比较最为烦杂、琐细,没有十二万分耐心,没有绵密的分析能力,是理不清端绪的。所以我认为近二万条目中的这部分内容,是《提要》的第二大贡献。
当然,《提要》对近二万名作者大都做了简单的生平介绍,有许多做了诗文评论,有一些还揭示内容要点。这些都具有参考价值。诗文集作者有一部分声名显赫,不难写出生平。但多数默默无闻。我对明末清初人物多少知道一些,但一卷一卷看来,许多人仍是“初会”。理清其中一些人生平(即使很简单)无疑有很大难度。考出许多人的生卒年代,更是一份吃力的工作。《提要》著者未必长于诗古文辞研究,不像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评介诗词有自己的尺度,因此《提要》评介诗文多转述集序、诗话中语,其中不乏颂谀之文,骈辞藻,而且众人笔下,角度不同,眼界各异,在一部书中难起统一的辨析文艺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可以说介绍了一些说法。至于揭示内容要点的条目,占的比例较小,但很有用。这几方面也是《提要》的一种贡献。
附录索引三种,《著者姓名索引》、《书名索引》是必备的、全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成份,具有关键的工具作用。《人物索引》是《提要》条目中提到的人物姓名索引,包括诗文集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作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和其他有关人物姓名。其中交游者和其他有关人物涉及内容,但条目中提及这两种人并没有统一体例和严格标准,多少带有随意性,损害了这个索引的价值。特别需要强调指出,三个索引缺少最重要的部件:检字表。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吝惜得不在书眉上做些标注。索引的利用效率不能不大打折扣。
总起来看,《提要》毫无疑问是难得的好书。先师邓恭三(广铭)先生首倡打开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论,规定目录学是其中的一把。我看,《提要》作为目录学巨著,是开启清人诗文集史料宝库的钥匙。有志于清代诗文、清史、清代人物研究者,都应当人手一把,检读清人诗文别集,按图索骥,无疑会非常方便。
自看到此书后我就对著者深怀敬意。要知道,要把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中近二万名作者的四万余种书综录在一起,写出诸书提要,写成五百余万字,靠的是个人业余的人力、工薪收入者的剩余财力,工程的浩大,力量的微薄,简直不成比例,不可思议。我看,单是心中萌生这个著作冲动,就非得有实实在在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铁杵磨成针的意志不可。这不是一般的勤奋刻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学术领域一场凯歌行进的万里长征,其艰苦卓绝,百折不回,只有实践者自己述说得清楚、领会得深刻。人们感觉得到的是,微薄的物质力量在这里变成了伟大的无坚不摧的科学力量。我很奇怪,著者为什么没有向本单位《人民日报》社申请立项,请求援手。《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有学问的领导人和学者,应该能同情和赞助这项重头的文化工程。但他竟然没有,自始至终只是个人默默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著者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一位一点不知张扬的学者,一位这样学者的典型。真正的学问都是脚踏实地的学者完成的。他在学术界树立的榜样,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二
我一直认为,史学著作最容易出错。《提要》涉及大量史学内容,必然出错。我听说,谢国老《晚明史籍考》初版发行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其中的错误。谢老去找好友刘盼遂谈。刘老说,不必紧张,真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刘老对《晚明史籍考》充满信心。谢老改了,《晚明史籍考》成了备受称赞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大著作。真正富有科学生命力的著作,不是一蹴而几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学术创作不变的法则。《提要》是价值极高、错误也多的著作,两方面都很显著。我对此一点不觉得奇怪。此书也是初版,刚刚问世嘛。这么大份量的一部书,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如果没有许多错误,才真是奇怪的事情。但错误多虽然可以理解,对著作的科学性的要求并不能降低。我要坦率地说,著者面对这一浩大工程,建设的决心和毅力有余,准备则不足。很明显,这一工作涉及明清历史和制度上的大量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自始至终荆棘密布,险象环生,难关久攻不克,只能成为悬案的现象也不会罕见。著者对此可能估计不足。依我看来,邓恭三师所说的四把钥匙,著者因受图书馆学系专业训练,版本、目录之学本色当行,这把钥匙应不在话下,其余年代、职官、地理之学等三把钥匙相对逊色,这在著作中明显表现出来。
《提要》《后记》中检查全书还有两大不足,一是没有查出全部诗文集作者生年,以致条目排列次序不完全准确,二是有的藏书地方距京遥远,财力不足,难以查阅,缺少这些书的提要。著者表示要对全书再做增订。两大不足反映了著者心中突出的遗憾。著者当然知道书中还有其余的失误、脱漏、可疑之处。今就我所见各点稍加条列,供增订参考。本文不是一份勘误表,只集中引用前十卷中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他各卷的事例,如将汪振甲《夕秀斋诗钞》以同一书名,汪振甲、汪援甲不同作者名重复收入,又如将一位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明人蔡复一的文集[2],收入卷四十三“生于嘉庆六年至十年(1801—1805)”的作者诗文集系列中,就不在本文多涉及。
下面是分类条列的事例和说明。
(一)年代
此处特指年代学上的问题,其他年代问题另谈。年代学问题在明清史上比较简单,但著者恰犯了一个错误。《提要》卷六收“生于万历四十四年至泰昌元年(1616—1620)”的作者的诗文集。但本卷在生于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之间,没有生于万历四十八年者。《提要》著者显然认为,紧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之后的庚申年就是泰昌元年。这是误解。庚申本是万历四十八年,但到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就去世了。太子常洛于八月朔继位,确定“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这位泰昌皇帝不泰不昌,病躯不胜烦剧,只在位一个月,九月朔又弃世。皇长子由校嗣立,“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3]。所以庚申七月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
《提要》卷六收入标明生于泰昌元年者共二十九人。我只就手头资料检查了七人,就发现只有毛先舒、赵进美确实生于泰昌元年,沈谦、孙枝蔚、张煌言、魏际瑞四人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不是《提要》所说泰昌元年。沈谦的儿子圣昭,说父生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4]。孙枝蔚生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所谓“四月过从日正长”、“清和风景日初长”,其子匡也说父“生于前明万历庚申”而不是泰昌庚申可证[5]。张煌言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或初九日)[6]。魏际瑞“以万历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7]。杨思圣出生甚至不在这一年内。其余二十二人恐怕还有十余人不是泰昌元年生。
(二)职官制度
首先是职官名称。明清人嗜古成癖,惯用一些前代大体对应的官名称呼当代职官,除了古称,有时还使用别称、尊称、简称等。古称与明清官名虽说对应,但职权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并不十分确切。《提要》作为科学著作,应该使用当时职官本名,不应袭用史料中非正规的名称。如宋之韩《海沂诗集》条,说“康熙四年官泸州别驾”,清代无别驾,别驾指府、州所设通判,应称泸州通判。顾岱《青霞草堂诗》条,说“初官滇郡司马”,清代无司马,郡司马指府同知,滇郡司马应为云南府同知。张云翼《式古堂集》条,说“由京卿官廷尉”,清代无廷尉,廷尉应作大理寺卿,大理寺卿也是京卿之一,不是以外的或更高的职官,应明写由什么官迁大理寺卿。
其次是关于阁部的称呼。史可法《史忠正集》条说:“弘光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称史阁部。”短短一句,说明著者忽略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还是先皇帝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事,还可能意味着著者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被称为史阁部。阁部是阁与部堂官的合称。明朝制度,天顺、成化以后,内阁渐重,朝廷多以尚书、侍郎等部堂官入直为大学士,大学士也多仍兼部堂虚衔(兼尚书衔者多,奉命掌部务者则有领部的实权),这就是阁部。但这样的阁部只是一种泛常[1] [2] [3] [4] [5]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