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九○《西戎》二“吐蕃”（5172）

　　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十里，东南流入蛮，与蛮西洱河合流而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

　　《唐会要》卷九七、《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同。“七十里”，《册府》卷九六一作“七百里”。据《册府》载：“有可跋海，去赤岭百里，方圆七百里，水苦不可饮。有牦牛河，阔一里，岸峻，[东南]流入蛮，[与]西洱河合流东，号为漾鼻水。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据《册府》，东南与西洱河合流的是牦牛河，《通典》、《唐会要》误夺“水苦不可饮有牦牛河阔一里岸峻”14字，当据补。 《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
　　又，“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点校本断句作“又东南出，会川为泸水焉”，意即漾鼻水东南而流，汇集诸川为泸水。按唐嶲州有会川县（今四川会理），《通典》上文卷一七六杜佑在“会川”下注称：“有泸水，诸葛亮五月渡泸，即此。”可知“会川”者，即嶲州会川县，当从下文，并标注地名号。点校本断句误。

卷一九○《西戎》二“吐蕃”（5176）

　　如钦陵云“四鎭诸部与蕃界接，惧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蕃密近兰、鄯，北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所要者。今宜报陵云……必实无东侵意，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当以与蕃。
　　“然青海、吐蕃密近兰、鄯，北为汉患”， 《旧唐书》卷九七《郭元振传》作“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比为汉患”。《新唐书》卷一二二《郭元振传》称“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易为我患”，《通鉴》卷二○五万岁通天元年亦称：“彼四鎭、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浑，亦国家之要地也”。按，此时吐蕃要求唐朝退出“十姓四鎭”之地，唐朝则以收回“青海、吐浑”为交换条件，《通典》下文称“则宜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指此。当从《旧唐书》，《通典》“吐蕃”当作“吐浑”，“北”为“比”之讹。《册府》卷九六一“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则北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要者”，“比” 亦误作“北”[10]。

卷一九○《西戎》二“大羊同”（5177）

　　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

　　“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文义欠安。 《册府》卷九六○作“所出物产颇与吐蕃同。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通典》当夺“吐”字，“俗”从下句，断句亦误。应作“所出物产颇同[吐]蕃，俗无文字”。《唐会要》卷九九亦称“物产与吐蕃同。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同。可证。

卷一九○《西戎》二“大羊同”（5178）

　　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同。《唐会要》卷九九载：“贞观五年十二月，朝贡使至。十五年，闻中国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慰焉。”疑《通典》删削过简，致将初通使误繋于贞观十五年。《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

卷一九○《西戎》二“泥婆罗”（5179）

　　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漱。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五同。“其牛鼻不穿孔”，上无所承，下无所应，殊显突兀。《旧唐书》卷一九八《泥婆罗传》：“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浴。”《唐会要》卷一○○同。按，《通典》、《旧唐书》、《唐会要》本段记载内容顺序、行文完全相同，《通典》当是误解了钱文“不穿孔”文义，将“背文为马牛”之“牛”字属下，并妄增“鼻”字，遂成“其牛鼻不穿孔”。

卷一九一《西戎》三“西戎总序”（5191）

　　自张骞开西域之迹，其后霍去病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人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炖煌酒泉四郡，据两关焉。

　　武威、张掖、炖煌三郡是从酒泉郡分出，前已称“初置酒泉郡”，则下文“分置”诸郡不当再有“酒泉”。《通典》“西戎”序论之西汉部分，完全是从《汉书·西域传》删削而成，《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称：“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 《通典》“分置武威张掖炖煌酒泉四郡”，“酒泉”当为衍文，“四郡”上应补“列”字。

卷一九一《西戎》三“西戎总序”（5194）

　　明帝乃命将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同。《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窴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 《通典》盖误删“皆遣子入侍”，致生歧义。《太平寰宇记》从《通典》误。

卷一九一《西戎》三“高昌”（5204）

　　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无者输麻布。

　　“校勘记”称：“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胡语’原脱讹作‘诗’，今据《北史·西域传》（三二一五页）、《御览》卷七九四、《太平寰宇记》卷一八○补改。”按，《通典》本段记载称高昌文字同华夏，习读历代经典而“皆为胡语”，上下文义相矛盾。除“校勘记”所引《北史》、《御览》、《太平寰宇记》外，有关本条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周书》，“校勘记”失引。《周书》卷五○《高昌传》称：“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诸书所载“皆为胡语”，应本于《周书》。业师马雍早年在《突厥汗国与高昌曲氏王朝始建交考》一文中指出，据《曲斌造寺碑》，当时突厥的许多官衔都被音译成了汉语，证明高昌不仅流行汉语，而且当地汉语方言与中原音韵基本相同。又，《续高僧传·达摩笈多传》也称驻在高昌的胡僧“多学汉语”，从而认定《周书》此说“恐系讹传，不足为据”[11]。今按，《南史》卷七九《高昌传》明确称高昌“国人言语与华略同”，高昌不流行胡语，应为定论。《通典》原文作“虽习读之而皆为诗赋税则计田输银无者输麻布。”我们认为应该“诗赋”连称，作“虽习读之，而皆为诗赋，税则计田输银，无者输麻布”，意即高昌学官子弟习读经典，又皆为诗赋，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通典》保留了《周书》原来的文字，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今本《周书》“语”为“诗”之讹，又涉上文“胡书”而误衍“胡”字。点校本《通典》改“诗”为“胡语”，又从而以“赋”字属上文，非是。

卷一九一《西戎》三“高昌”（5204）

　　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

　　“校勘记”称：“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垂’上有‘不’字。按：此数句《隋书》、《北史》‘高昌传’均不见。《隋书》、《北史》谓其妇人头上作髻，此云‘辫而垂’，两相抵牾。不知《通典》所据何书。”今按，《南史》卷七九《高昌传》称：“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着长身小袖袍、缦裆袴。女子头发，辫而不垂，着锦缬缨络环钏。”当据《南史》及《太平寰宇记》作“辫而不垂”，《通典》夺“不”字。又，《通典》原文节引自《南史》，“校勘记”称“不知《通典》所据何书”，失检。

卷一九一《西戎》三“高昌”（5206）

　　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终年离别，万里思归。去者资装，自须营办，既卖菽粟，倾其机杼。经途死亡，复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

　　“复在言外”，文义未安。《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唐会要》卷九五、《册府》卷三二七“言”俱作“其”，《通典》涉形近讹。

卷一九一《西戎》三“龟兹”（5207）

　　东去长安七千五百里。户七千。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俗有城郭。东至都护理所乌垒城四百里。乌垒户百十。与都护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犁。渠犁，城都尉一人，户百三十。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昭帝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

　　按，“乌垒户百十”至“至渠犁”，是节引《汉书》卷九六下《乌垒传》的内容，“渠犁，城都尉”以下至“地皆相连也”为节引《汉书》卷九六下《渠犁传》及《渠犁传》下所附汉武帝以来在渠犁、轮台等地屯田的内容。《通典》将这些内容放入“龟兹”条下，殊属失当。又，此下有“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数语，“校勘记”称“此九字与龟兹无关，下有脱文故也”，并引《汉书·西域传》龟兹王留乌孙公主事，称“盖《通典》起草之初，杜氏见此节与龟兹有关，乃标举‘宣帝时乌孙公主遣女’一题，容后编写，不料迄于定稿，亦未加补录，遂使此九字赘设。”其实“乌垒”与“渠犁”的内容应该也属“赘设”，此姑存疑。

卷一九一《西戎》三“龟兹”（5207）

　　东有大河东流，号计戍水，据《汉书》则黄河也。

　　《周书》卷五○《龟兹传》：“东有轮台，即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水东流，号计戍水，即黄河也。” 《北史》卷九七《龟兹传》同，惟“大水”作“大河”。计戍水在龟兹南而不在东，《通典》删削过简，致生歧义。

卷一九二《西戎》四“焉耆”（5222）

　　焉耆，汉时通焉。王理员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西南至都护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东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其国近海水，多鱼盐蒲苇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险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
　　后汉明帝永平末，有户万五千，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

　　“有户万五千”，与上下文不属。按，《通典》本条杂钞诸史“西域传”而成。“王理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西南至都护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诸语源于《汉书》卷九六下《焉耆传》，“四面有大山，道险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后汉明帝永平末，有户万五千，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等内容节引自《后汉书》卷八八《焉耆传》，其它内容则见于《北史》卷九七《焉耆传》。内容安排杂乱，无一定之规。《后汉书》作“永平末，焉耆与龟兹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而“户万五千，口五万二千，胜兵二万余人”，则正在“四面有大山”之前。《通典》“有户万五千”当属误阑入的内容。

卷一九二《西戎》四“于阗”（5225）

　　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蓏蔬，与中国同。

 　　“蓏蔬”应属下读，此断句误。又，《册府》卷九六○作“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果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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