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1]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历史上《左传》有四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2]；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3]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
　　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分析，逐条指出杜注的来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4]；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总结了清代学者攻击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5]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
　　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

　　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6]

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7]，西晋时杜预注《左传》，在南朝宋、北魏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8]，其后“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9]，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国学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10]

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护杜注，《南史·儒林传》载：

　　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11]

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12]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

　　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13]

 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14]，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说，发杜氏违”[15]。
　　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
　　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16]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

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

　　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书·贾逵传》说他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
　　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
　　那么，贾、服注与杜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经过统计可以列出下表：

《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

　　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疏证》）[17]、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18]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19]，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条，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异者。 

　　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

　　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
　　　　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

　　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
　　　　服曰：“馆，舍也；■氏，鲁大夫。”
　　　　杜注：“馆，舍也；■氏，鲁大夫。”

　　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子也。’”
　　　　服曰：“师服，晋大夫。”
　　　　杜注：“师服，晋大夫。”

　　同年：“士有隶子弟。”
　　　　服曰：“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杜注：“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

　　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
　　　　服云：“上淫曰■。”
　　　　杜注：“上淫曰■。”

　　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
　　　　服曰：“为公设享燕之礼。”
　　　　杜注：“为公设享燕之礼。”

　　庄公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
　　　　贾云：“遍舞，皆舞六代之乐。”
　　　　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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