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34]明律令，精历法，通技艺，尤其是他第一次以史的眼光去审视《左传》，去解释《左传》，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及以前的《左传》经学家，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但已取得了经学家们达不到的成就。由于能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再加上他的博学多才和宏阔的学术见识，形成了杜预整部《左传》注求实、通达、简明的特点。杜预的成就除了和他自身的人生阅历、酷好《左传》有关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背景紧密相关。思想、学术至魏晋而一大变，玄学在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和流行，正统的儒学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在学术上，经学至此更加衰弱，时人对汉代旧儒冗长繁杂的经解也已感厌倦，而崇尚并转向玄学清通、简要的风格，王弼《周易》注、韦昭《国语》注、杜预《左传》注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因而“别异先儒”。[35]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官方在思想和学术上控制松散，史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这无疑也是杜预注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36]所有上述这些背景，都已和贾逵、服虔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
所以杜预《左传》注的特点，首先是他意在释传，能以史的眼光较客观、求实地审视《左传》，训释比贾、服注通达平实，较少阐发臆想中的“微言大义”；比较注意史事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常用“为……年……事张本”和“事见……年”等形式进行系统的解释，注意以传释传；杜预还长于地理的训释，所释普遍详于贾、服注。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经学家，在名物、制度、训诂上比贾、服注疏陋得多，有知今昧古之弊；在训释体例上为了简明扼要，常常没有严格的训诂上的根据，随文生训，只求意相合，不求辞相符；贾、服注比较注重字词的训诂，而杜注则比较注重史事和文意的疏通。
尽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有如上差别，但这种差别的数量在整部《左传》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前表所统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数量是相异的两倍多，相同部分远远超过相异部分。通过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左传》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主要的相异可归纳为经史之别。杜注大份量地取用贾、服注（特别是服注），这和他《左传》注题名“集解”是相关联的。[37]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表中的统计数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事实上有时贾、服注和杜注很难断定它们是否相同，或者相异；在技术处理上，对贾、服注与杜注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相异的，本表统计不列入相同类也不列入相异类；对不能明确肯定是贾、服注的汉注佚文，本表亦不列入统计之列。虽然如此，由于表中两类在统计数量上相差的悬殊，这种统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结论。另外，本表比较统计所据只是贾、服注现存佚文，而非贾、服注全部，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全部贾、服注和杜注异同比较的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存散见于各处大量的贾、服注佚文看，似乎没有道理说，存下的大部分贾、服注碰巧都和杜注相同，亡去的碰巧都是和杜注相异的。
既然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为什么学术史上出现了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呢？
三、对两次攻杜浪潮的分析
这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第一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的对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纳入了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以南学和北学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既然有攻击杜注倡申服注的北学学者，当然也少不了斥责服注回护杜注的南学学者，双方争辩起来互不让步，如当时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以申服难杜，则有虞僧诞作《申服难杜》以答灵恩；梁代诸儒有以贾、服义难驳杜注凡一百八十条，则有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38]有姚文安难服虔《左传》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有李崇祖申明服注名曰《释谬》，真是针锋相对。
这场延续上百年的辩驳，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因为材料匮缺，今已不得详而知之，但从杜注本身已大份量地采用了贾、服注这一点上看，这场辩驳超越不出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南北学的区别，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有非常形象的概括：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曰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39]
审察杜预《左传》注，如本文所述，的确比贾、服简明通达，而在这之前和杜预同时代的人就已称杜预“文义质直”。[40]杜预《左传》注之所以能在玄学流行的南朝传习，除了可能有因为杜预在晋朝功名较大书遂流传的原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杜注自身简明、通达。相比之下，服注可能如刘孝标所说的：“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这是一个经学家所难避免的。
《世说新语》所概括的这种南北学的区别，只是总而言之，[41]具体到《左传》杜注和贾、服注上，其实这种区别并不太大，只是经、史之别而已，除此以外，南北学者就《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争辩，大抵只是门户之争罢了。也可以说，这场论争是因为学分南北而起。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唐代统一经学，南北学的差别随之而消失，为《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辩驳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清代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学者似乎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未有持对立意见的反对者，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次浪潮实际上不能称为一场争论。这些学者却并不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减弱攻击杜注的尖言厉辞。他们可粗略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两种。
温和派，早期如顾炎武《左传杜解集正》，主要是不满意杜注在字义训诂上的疏陋，常引用汉儒古训以驳杜注知今昧古之弊；其后如臧林、沈彤、梁履绳等，也主要是从训诂、地理、礼制等方面纠正杜注的疏陋之处，但仍然认同杜注的绝大部分；虽已开始注意并提倡汉儒旧注，但还没有完全搬出贾、服注来砸倒杜注，他们可说是本着一种健康的学术态度去批评杜注，严格说来，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入清代反对杜注倡申贾、服的阵营中去。
激烈派以惠栋发其端，洪亮吉、焦循、李贻德、沈钦韩、刘文淇为主力，丁晏为殿军。他们对杜注激烈的攻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左传》杜注“时多疵类”“■■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因而大肆贬斥杜注，极端推崇贾、服注，有着明显的学术上的偏见。究其原因，从清代的学术环境看，学者崇尚汉儒古注，崇尚郑玄之学，越是亡佚的汉儒古注越受重视，贾、服注自然列于其中，《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未成，但皮锡瑞说：“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42]在这里，清代学者对杜注的攻击，实际上是整个汉学与魏晋学对立在清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学术继承关系上，清代学者和汉儒无疑是最紧密的。在清人看来，魏晋人经注是远远比不上汉注的，严蔚在其《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中说：“唐儒义疏，于经不为无功，但嫌择取不精，未堪奉为准的。即如《春秋内传》取杜，《易》《书》之取王弼、伪孔，皆魏晋人改师法者；并又曲拘一家庸妄之说，不从汉儒精核之谊，间遇支吾之处，不能曲为臆说以扶谬语，乃引一二经师旧说，用相考证。”[43]王鸣盛也叹道：“……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谷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44]十三经注中，除何晏《论语》注、郭璞《尔雅》注外，几乎所有的魏晋人经注，都遭到了清人的斥责，由此可见清人对魏晋经注的不满态度。至于南学，那更是“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的；[45]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论断：“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46]可见清代学者倡申贾、服注贬抑杜注，和当时大的学术环境是合拍的。而清人崇尚的贾、服注的亡佚，清人还认为也是杜注引起的，这尤其使他们痛恨。洪亮吉说：“自杜预《春秋集解》出，而汉儒训诂失。”[47]刘恭冕在《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跋中也说：“汉儒注《左氏》者自贾谊始，其后刘歆、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汪、许叔、颍容、谢该、服虔、孔嘉各为之训释。而诸家中，以贾、服为最备，故学者多并称之。顾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48]这也成为了使清人感到气愤而攻击杜注的一个原因。
但他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难题，因为当他们大肆攻击杜注倡申贾、服时，也详细排列比较了贾、服注和杜注，结果发现贾、服注和杜注竟然绝大部分相同，歧异只是小部分。[49]这使他们尴尬的同时马上又换手牢牢抓住了另一个把柄∶指责杜预剽取服注。这种指责的直接起因是，杜预在《左传集解》序中只提到所采诸家有刘歆、贾逵父子、许叔、颍容，却一字不提服虔。丁晏在其《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根据孔疏，一一列举出杜注和服注相同的地方，说：“服氏之学当时盛行，东晋已置博士，不容遗弃其名。窃尝反覆考之，而确知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深可鄙也！今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夫使服氏三十卷全书具存，则其攘窃之迹必更有显露之者。惜夫！《解谊》久亡，无由尽摘其状而发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抄取服说，比比皆是，而孔疏犹阿杜云‘劣而不论’，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袭其说？袭其说而序没其名，此攘窃之小人也，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50]在这之前，王鸣盛也作过类似的推断：“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51]这已从开始学术上的指责扩大到人品上的指责了。杜预《左传》集解采用他说，均不指明出处，所采服注多于刘、贾、许、颍各家，为何序中不提服注？细玩序意，“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异同”，[52]可见杜预列举此四家，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至于服注，本和杜注差异不大，杜注曾大份量地取用，基本是被杜预认可的，所以并不列在批评之列。孔疏误解杜意，臆说“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53]遂又使清人发生误解。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尖刻批评的是焦循。他对杜预《左传》注中的疏陋之处作了思想上的解剖，并进一步推广到杜预整部《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上。他在《春秋左传补疏》序中说：“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婿。《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罗才士，盖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54]焦氏所持此论甚有见地，然失于过激。丁晏甚至在焦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伸，他在《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列出杜注和贾、服注相同者后，又一一列出和杜注相同的王肃说，因为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杜预身仕晋朝，所以丁晏认为杜注取用王肃说也是因为谄附贵戚。
今天看来，激烈派的攻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都过火，有失公允，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从整个清代学者攻击杜注的走势上看，早期比较温和，也大都认同杜注，到后来，这种攻击却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杜注是否就此完全被推翻了呢？清代学者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吗？
平心而论，《左传》杜注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攻击，的确也有杜注自身的原因，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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