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不能从类书如《永乐大典》等书的征引来推定。李心传计划撰写一部包括不止宋高宗一朝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但完成、奏进，并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宗这一朝；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来指称其中的一部分，是“实不符名”。但从书目著录的情况来看，只有高宗一朝的这部书自刊刻、流传以后，即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名，而不是“高宗系年要录”。可能在奏进时，李心传仿照当时流行的刊刻书籍时大题、小题的方法，将总的书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为大题，与已完成的其中一部分（“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作为小题都一并作了题名。

　　现在通行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只有宋高宗一朝。但是，心传计划撰写的并不止高宗一朝，这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因此，陈智超先生指出，目前所流行的、只包括宋高宗一朝史事的编年史的书名原本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是“高宗系年要录”。[1]梁太济先生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该书原名就应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对此，陈智超先生作了回应，重申己见，并有针对性地解释了“建炎以来”、“中兴”等词[3]。

一、关于《永乐大典》收入此书时的题名问题

　　陈智超先生根据《永乐大典》对编年体史书和正史中本纪的收录通例，以及《四库提要》所作的掩饰，断定“《大典》所题书名，只能是《系年要录》”；此书系编年体，应收入《大典》的“宋”字韵“高宗”事目，因此《系年要录》是《高宗系年要录》的简称，而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简称（《永乐大典》在收录书时，题名有全称有简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四库馆臣对原题名的窜改。

　　对陈先生的这一推断，梁太济先生从书目著录以及时人文章和类书征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为了避免四库馆臣改动的可能，梁先生所引用的材料，特别是书目，都使用了元、明刊本。也就是说，在修四库全书以前刊刻流传的书目，收录此书时已题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针对陈先生根据该书在《永乐大典》中的位置，而断定应题为“高宗系年要录”，他也引用其它例证，进行了反驳。

　　我们认为，陈先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这就是修四库全书以前的有关书目对该书著录的情况。书目在著录图书时，常常会有未见其书而辗转抄录的现象，但也有一些书目，我们是可以确定著录者是实际见到过他所著录的图书的。比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这类书目，都是实际见到书之后才予以著录，并加以解题的。这个线索不仅可以认定该书的刻本或传抄本的题名，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该书被收入《永乐大典》时的题名的认定，因为《大典》是根据刻本或传抄本来收录的。在目前尚未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找到该书题名的情况下，这不仅几成惟一的依据，而且这一方法恐怕也是最为合理、最能说明问题的方法。

　　《永乐大典》成书前后的书目既然均著录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永乐大典》收录此书时的题名，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作“高宗系年要录”的可能性，至少不能、也不应排除题作前者的可能性。如果四库馆臣在辑录时对书名进行过改动的话，可能是将《永乐大典》中该书的不同题名，划一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不宜视作有意窜改。

　　其实，《永乐大典》对该书的题名，对确定该书的“原名”，作用并不大。因为类书在征引古书时，往往会用简称、异称，乃至别称。这几乎已成通例。所以利用这个线索来确定一部书的“原名”，不足为据。

二、关于心传奏进此书所作题名的争论

　　李心传本来计划要撰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不止高宗一朝，但在刚完成高宗一朝系年要录时，朝臣中就有人向宁宗皇帝推荐此书，认为应抄录一份，以备国家修史参考；于是宁宗下“指挥”，宣索此书[4]。陈、梁两位先生争论的所谓“原名”，就是指心传奉命奏进他刚刚完成这部分书时所题的名字。我们目前知道最早的一份指挥就是嘉定三年的“宣索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此事由曾○领衔提出；他们在为此所上的札子中说：

　　窃见太常博士李道传之兄心传，裒次高宗皇帝一朝长编，已缮写成净本，未敢自擅投进，欲乞朝廷特赐敷奏，令道传缴进。……奉圣旨，依。

不久，许奕又重申旧事[5]。在“付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指挥”中的许奕奏状称：

　　（心传）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可信者取之，可削者辨之，可疑者阙之。集众说之长，酌繁简之中，久而成编，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故兵部尚书杨辅，前年蒙命召，尝取其所录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为五十册，欲以进上，会中道改除不果。……臣谨昧死缴进，伏乞睿兹，赐以乙夜之览，仍宣付史馆。……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

李道传的奏状称：

　　奏准尚书省札子，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曾○等札子……奉圣旨，依。臣今遵依圣旨指挥，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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