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嘉定五年五月□□日，奉圣旨，降付国史院。

嘉定三年曾○在其札子中说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缮写成净本”，准备得到皇帝准许即予投进，那么这个本子一定已题有书名，但为什么曾○在他请求皇帝下令命其奏进的札子中只是用“高宗皇帝一朝长编”这样的泛称，而不用准确的书名呢？

　　曾○的请求虽然得到了皇帝的准许，但事实上心传此书却未能奏进。此后不久许奕在其再次提出的请求中，提到了心传所撰写的书的书名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梁先生认为这个名字就是指李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之书的书名。但许奕在随后说到杨辅曾受命宣要此书时，又未称书名或用代词（如“是书”）来表示，而说“高宗皇帝一朝凡一百卷，缮为五十册”。更重要的是，他在奏状最后说到自己奏进此书时，又没有用此书的确切名称，而说“所有上件高宗皇帝系年要录五十册，谨随状上进以闻”。这说明他所奏进的、心传已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史的书名，似乎不止是叫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许奕说南渡之后，私家著述不足信，而心传以官书为主要依据，广收不同史料，并用审慎的态度加以考辨，是可为信据的，而这部书“名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这个“名曰”是指心传所要撰写的全书的书名，而已完成的高宗一朝，他仍用了“高宗皇帝一朝”、“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来表示。其实，当时无论是推荐者，还是宋宁宗，恐怕都知道要求心传奏进的是全书的一部分，而心传的全书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如果心传在自己奏进的高宗一朝编年史的书上只题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么在大家的奏状或札子中，似乎也不用费力来用“高宗”、“高宗皇帝”以及“编年”等字样来区分已完成的这一部分与全书了。李心传似乎不可能用一个书名来表示全书与该书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以为，对梁先生的意见可以再作些臆测性的补充。

　　陈先生则根据李道传奏状中“所有上件高宗皇帝一朝编年之书，名系年要录，计一百卷，修写成五十册，随状上进”以及状后的贴黄所称“臣照得新知泸州许奕，已曾缴奏上件系年要录，伏乞睿照”，认为奏上的高宗一朝编年史书题名作“高宗系年要录”。从李道传的奏状和贴黄中，得出这个结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李道传的奏状只是整个这个事件的一部分，是所有要求朝廷下令命心传奏进刚刚完成的高宗一朝编年史书的奏状和札子中的一份。很难想像大家都在区分全书与已完成的一部分时，他会不加区分。事实上，他说“所有上件”至少要包括曾○的札子，因为在他的奏状一开始就点出了尚书省的札子和曾○的札子；而曾○的札子中并没有说心传已完成的高宗朝编年史书名为“高宗系年要录”，甚至没有用“系年要录”，而是用了“高宗皇帝一朝长编”。

　　另外，与此书有关的另外两道公文，《朝省坐国史院札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系年要录指挥》、《国史院遵奉圣旨指挥下转运司抄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公牒》，有“高宗皇帝系年要录”、“高宗系年要录”、“孝宗光宗系年要录”、“孝宗皇帝光宗皇帝系年要录”、“孝宗皇帝朝系年要录”、“光宗皇帝朝系年要录”等，这都是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这一部书中的各部分。如果认定“高宗系年要录”是正式的书名，那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作何解？如果认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计划编纂的、不止高宗一朝的全部书的书名，同时全部书中所包括的各朝（如高、孝、光、宁）又各自以庙号为正式书名，那么就会有不止一个正式书名；这样一来，探讨“原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此，我们认为这不是确切的书名，而只是起一个区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全书的标识作用（《宋史·李心传传》所列此书名为“高宗系年要录”，亦应作如是观）。

三、所谓“原名”臆测

　　以下，谈一下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臆测。

　　李心传计划撰写的全书名称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当他刚完成高宗一朝时，朝士请求朝廷下令，命心传将这一部分奏进。他们怎样来称呼这部书呢？他们显然不能用心传所拟的全书的书名来指称刚完成的其中一部分；于是他们就用“高宗一朝编年”、“高宗一朝”等来指称。作为作者，李心传也不太可能用大家都已知道的、他正在撰写中的此书的全名来指称刚完成的这一部分，但在奏进时，又不能不作题名；于是他也使用了庙号。——这也符合一个朝代的在位皇帝对其先帝，以及时人对实录、日历等称呼的惯例。如果在他所进奏的书上，用“系年要录”来体现全书，用庙号来表示其中已完成的一部分，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这当然是最有可能的。但为什么书目著录中都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呢？如果日后据以刊刻或传抄的并不是奏进的本子，那只能是源于李心传的稿本。这两者相比，哪个是“原名”呢？

　　我想，李心传在奏进题名时，最可能的处理办法，或许是采用南宋刻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的方法[6]，将“高宗皇帝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同时写在进呈清本中；这恐怕才是李进传在奏状中笼统地说“名‘系年要录’”的原因。正因为“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不是书名，更不是“定名”或“原名”，因此在刊刻此书时，没有像对待实录或日历那样，以庙号定名，作“高宗皇帝系年要录”或“高宗系年要录”；而是使用了李心传对整个全书的定名，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相关书目对该书的著录，也是如此。《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版本是“宋宝祐初扬州刊本”[7]。《四库全书总目》言及是书流传，也说：“永乐大典别载贾似道跋，称宝祐初曾刻之扬州。”[8]

　　但在书目中亦有以庙号著录者，如明人《近古堂书目》、《玄赏斋书目》均著录有“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孝宗要录初草”[9]。《高宗中兴系年要录节要》，属史抄性质，而“史抄”性质的书，往往会另起书名，这不能用作证明此书“原名”的证据。至于《孝宗要录初草》，《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李心传孝宗要略初草二十三卷”疑即此书[10]。《文渊阁书目》作“孝宗要录初草十册不全，宋草泽臣李心传编集。莫详卷数，今存第一卷至第二十卷”[11]。据其题名，或许是宋代流传下来的本子（不知是刻本还是抄本，抄本可能性更大；其底本则是李心传的稿本），这可以证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确非仅高宗一朝（梁先生发现的在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有涉及后朝如孝宗朝的史事，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从记载高宗一朝史事的“系年要录”一书的流传情况来看，与其将此视作正式书名，不如视作李心传在写孝宗一朝时所作的标识，或者相对于全书“大题”的“小题”更为妥当。比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12]。所谓“四朝史纪”、“列传”都是指《四朝国史》的本纪和列传部分，但它们却都被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可见以“小题”（全书的一部分）作为独立的一部书予以著录，亦非不可。但是，日后主要是以“四朝国史”为名来流传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可将“四朝史纪”、“（四朝）列传”视作“四朝国史”的原名呢？——虽然我们难下断语，至少可以说明所谓“原名”，有一定的相对性。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乾道中林光朝上奏，谈到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的成书情况：

　　今廷阁所藏，有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实为一书。往年修太祖、太宗两朝正史，起景德四年，迄于大中祥符九年，是远至十年而后成书也。其后修真宗正史，自天圣五年至八年，是又历四年而后成书。是书相望何止二十年而后合为一书也。[13]

开始是分段修成，而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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