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传撰写完高宗一朝编年记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纷纷要求朝廷下令奏进；这种态度或许与嘉泰禁私史有关[14]，因为心传所撰亦属私史。

　　另外，陈先生用较多的篇幅分析了“建炎以来”、“中兴”等名词。这些名词在我们认定此书的著录、流传中并非重要因素，但对这些词的辨析本身却很有意思；因此以下的辨析不过是就词说词，与陈先生的文章已无多少关系了。

　　“以来”在宋人的使用中，主要是指“以后”，只确定上限，而下限则比较灵活，大致可分为两种性况。一种是没有明确说明下限，但却不一定到说话者说话的目前。比如汪藻于绍兴六年受命编纂、七年成书、八年奏进的《元符庚辰以来诏旨》[15]，虽名为“以来”，且未明言下限，但只是收录徽宗一朝，而未下延至编修之时[16]。一种情况则有明确下限。比如绍兴二年十一月壬午汪藻上言，一本作：“太上皇元符以来至上建炎之元，并无日历”；一本作：“望许臣编集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间诏旨，以备修日历官采择”。[17] 范成大上《论三朝国史札子》，鉴于神、哲、徽三朝国史，自设局以来，旷日持久，建议“立之程限，剋以期限”，并谈到了修此三朝国史所需图书问题：“其熙宁以来旧事，本院无书可考者，许关取秘阁四库所藏及搜访士大夫所存干照文字，网罗参订”[18]。但他所说的“熙宁以来”，是指从神宗即位（1067）、熙宁建元（1068年），到徽宗禅位（1125）；而这道札子是在乾道二年（1166）前后上的[19]。札子就是谈三朝国史的修撰，不言下限亦知至徽宗末年。

　　所谓“中兴”，其实质是指徽钦二帝为金人掠走后，赵构再次立国，即南宋建立。因此它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有时指南宋建立，有时指南宋的建立者宋高宗及其执政时期，有时则指南宋的前几帝，特别是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比如陈振孙对《高宗实录》、《孝宗实录》进行评价时说：“中兴以来，两朝五十馀载，置院既久，不以时成，涉笔之臣，乍迁忽徙，不可殚纪。及有诏趣进，则匆遽钞录，甚者一委吏手，卷帙猬多而纪载无法，疏略牴啎，不复可稽据。故二录比之前世，最为缺典，观者为之太息。”两朝实录最后修成于嘉泰二年[20]。所谓“中兴以来”即指南宋建立以后。《中兴玉堂制草》，陈振孙解题称“起建炎，迄绍兴”，“中兴”指高宗一朝；《中兴续玉堂制草》，解题称“起隆兴，迄淳熙改元”，则此“中兴”又包括了孝宗前半期[21]。《中兴馆阁书目》淳熙五年奏上，《馆阁续书目》嘉定十三年奏上，“以淳熙后所得书，纂续前录”[22]；可知《中兴馆阁书目》所载是从南渡之后到淳熙奏进前的藏书，即此“中兴”也包括了高宗和孝宗前期。《中兴登科小录》：“通判徽州江都李椿撰。……椿家藏《小录》，自建炎戊申至嘉熙戊戌，节取名字乡贯及三代讳刊行之。”[23] 则此“中兴”几乎函盖南宋一朝。我们再看李心传本人的行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言“中兴学士秉政”：“中兴学士，自建炎丁未至嘉泰壬戌”[24]；虽只言“中兴”，实质包括高、孝、光、宁（前期），几至其撰成此书之时。而同书“中兴定都本末”，则仅指高宗建南宋、定都之事[25]。相反，此书中也有讲建炎至嘉泰而不用“中兴”者[26]，或用“渡江后”而不用“中兴”者[27]；可见“中兴”始终未成有确指的专称。

四、结语

　　第一，用类书或其它书的征引来确定一部书的原名，在方法上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书在征引时往往会使用简称、异称或别称，这不能作为论证书名“原名”的依据。

　　第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李心传所著、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编年史书的书名。但实际上，作者完成并流传至今的只有高宗一朝；奏进之时已经知道，心传完成的这一部分是其“建炎以来系年发录”全书的一部分。因此，相对于李心传给包括不止高宗一朝的全书所起的书名来说，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表示高宗一朝，是“实不符名”；将此认作高宗一朝编年之书的原名，确有些欠妥。正因为实不符名，所以在日后有人将此加以节录，以史抄的形式予以刊刻流传时，便将此改为名实相符的名字，如“高宗中兴系年要录”等；至于相对于全书之名的“大题”而言的“小题”（表示系全书之一部分），虽然在书目中也有以单独的书名予以著录者，如《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洪迈“太祖太宗本纪三十五卷，又四朝史纪三十卷、又列传一百三十五卷”，李心传“孝宗要略（录）”，等，但若将此视作“原名”，恐怕也不妥当。

　　第三，通过梁、陈两位先生的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部书的编撰、奏进、流传的情况，这已经足够了。我们无法、甚至没有必要确定其所谓“原名”。

　　我掌握的相关材料十分有限，对史料的理解和使用则更难免有误；妄作评议，未必中的。请梁、陈两位前辈及读者指正。

[1]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六章第二节（陈高华、陈智超等著，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257页）、《四库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发覆》（刊《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3期）。

[2]梁太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1期。

[3]陈智超：《三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刊《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见关于高宗一朝系年要录的指挥和公牒。这些文字转载于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卷十七“史部·编年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仁寿萧氏刊本）”，但颇有讹误。中华书局《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1990年。另参《丛书集成初编》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首”。

[5]关于李心传此书奏进的过程，承梁太济先生示知。参梁太济《〈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原因》一文的附录“《系年要录》写定和奏进和过程”，刊《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

[6]参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增订本）图版六六“宋绍兴刻宋元递修本《唐书》”，图版一○七“宋绍兴淮南路转运司刻本《史记集解》”，图版一○八“宋绍兴江南东路转运司刻宋元递修本《后汉书注》”，图版一二三—一二四“宋嘉泰四年至开禧元年秋浦郡斋刻本《晋书》”等，文物出版社，1990年。            

[7]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四“史部·编年类”，中华书局，1993年，第1册卷4之71页。

[8]《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本，第426页。梁先生已指出，贾似道此跋见文渊阁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提要》所言非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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