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有若干耐人推敲的细节。“店二哥道：‘告官人，公公要去，教男女买熬肉共蒸饼。”据《青箱杂记》卷２：“仁宗廟諱祯，語訛近蒸，今内庭上下皆呼蒸餅為炊餅。”既然不避宋仁宗的御讳，似可判断此话本的创作时间最初是在宋仁宗之前。小说中宋四公说：“东京有五千个眼明手快做公的人，有三都捉事使臣”。按宋朝有东、西、南、北四京，但并非是同时设置。南京应天府是设置于宋真宗大中祥符时，而北京大名府是设置于宋仁宗庆历时，如将最初的创作时间定在宋真宗时，恰好是“三都”。《宋会要》兵１１之７载，宋真宗时，设有“捉贼使臣”。将“捉贼”改成“捉事”，可能是明初的事。朱元璋造反起家，忌讳“贼”等字，我曾见过明代翻刻的宋版《忠文王纪事实录》，将其上的“贼”字统统剜去。小说中有两个地名，一是“平江府提刑”，提刑即提点刑狱，二是“定州中山府”。按苏州升平江府，定州升中山府，已是北宋晚期的事。小说中称“将带一行做公的去郑州幹办宋四”，“又象个幹办公事的模样”。按南宋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官名“勾当公事”改称“幹办公事”。故此两处“幹办”即显示了南宋人窜改的痕迹。但另一处滕大尹说：“不想王遵、马翰真个做下这般勾当。”不避宋高宗的御讳，又疑为宋代以後之改动。小说称“缉捕使臣马翰”为“马观察”。前引《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有“三都捉事使臣“。《水浒传》第十七回何涛自称“小人是三都缉捕使臣何涛”，人称何涛为“何观察”或“缉捕观察”，特别是也有“三都”一词，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相同。似可推测，北宋时的捉贼使臣到南宋时改称缉捕使臣。小说还另有“王七殿直王遵”，此人当是排行第七，而殿直的官名已如前述。通过以上考证，可判断此小说自北宋、南宋到明代，经不断修改。小说称“宋四公只见一个丞局打扮的人”，按“丞局”应为“承局”的笔误，也是一种小官。小说称赵正偷盗“钱大王府”，当然是指原吴越国钱氏後裔，但自钱俶纳土归宋之後，其後代并不封王。“钱大王”也不可能在白玉带丢失後，“差下百十名军校”，前去搜索张员外的解库。
《警世通言》卷９《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描写唐朝大诗人李白，其中说“阁门舍人接得番使国书一道”。按唐朝有通事舍人，而宋朝到南宋孝宗时方置“閤门舍人”。 由此亦可推断此篇原是南宋话本。
《皂角林大王假形》说的是宋徽宗时，赵再理“授得广州新会知县”，到任後“客将覆判县郎中”。宋朝以高品官出任低品差遣，可称“判”。“郎中”按宋时的称呼习俗，当是赵再理任知县前的差遣。“客将”就是衙前， 客将和衙前都是沿袭五代武人的旧衔，其实已非武人，而是吏胥。小说叙述赵再理“即往大王庙烧香，到得庙前，离鞍下马”，骑马而不坐轿。《朱子语类》卷１２７说，“记得京师全盛时，百官皆只乘马，虽侍从亦乘马”。“今却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赵再理骑马，还是反映北宋的情况。
《警世通言》卷１３《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大致上也是抄宋人话本。“卖卦先生姓李名杰，是东京开封府人，去兖州府奉符县”，按奉符县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去泰山封禅，改乾封县为奉符县。金元两代，奉符县改属泰安州，明代废奉符县。此处的介绍无疑是沿用宋代的称呼和州属，但“衮州府”又属明代，而已废的奉符县地界不属衮州府管辖，流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小说中说县衙有大、小孙押司，押司为宋代县衙的吏胥。大孙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小孙押司“元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按宋代同样名目的吏胥中，确有“名”的级别差异，升级也可称“升名”。王安石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 宋朝中央机构的吏胥有“第三名令史”、“第一名守阙主事”之类， 至于县衙押司也有第一名、第二名之类差别，确可补史籍之不足。附带交待一下，宋代各县的押司名位可有不同序列，如宋神宗元丰时的威胜军关羽庙碑施主题名记中，有“孔目官韩同、勾押官耿良、开坼官陈进、正勾覆官郝经、副勾覆官路遵、上名押司官王烙、;;押司;;;、;名押司官徐俊、下名（下缺）”， 可见有的地方押司只有上名和下名之级差。
《警世通言》卷２０《计押番金鳗产祸》依据原注，是收录宋人话本《金鳗记》。其中有“去幹当官的事”一句，按“幹当”一词，北宋时一般称“勾当”，到南宋避宋高宗的名讳，改为“幹当”。小说称“官员都随驾来临安”，故原是南宋话本。小说开头称“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姓计名安，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宋朝的“北司”是入内内侍省或殿中省的别名。 入内内侍省是宦官机构，而文官主持的殿中省掌皇宫供应。押番大约是吏胥名。 “押”字有督率之意，宋时有押官、押班、押队、押司等名目。北宋时制定“保甲上番法”，即值勤“巡警”制度。 小说有“今日是下番日期”，“便是你上番时”，“晚间押番归，却打发我出门”等句。可知押番应是值班吏胥的头目。小说又称“这个人是虎翼营有请受的官身，占役在官员去处，姓戚名青”。虎翼是宋军的一个军名，南宋临安仍有虎翼军，属侍卫步军司。“请受”是指他领取军俸，而被官员私人“占役”，又属宋朝常见的军中弊政。小说还写道：“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家小都在家中，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姓李名子由。”主簿按官制，是高邮军属县的官员。“行在”自然是指临安，而“差遣”是指实职，都是南宋常用的语汇。李子由妻为“恭人”，是宋时官员外命妇称号。他的属下有“虞候”张彬，又是宋代的吏胥名目。
《古今小说》卷３４《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开头说：“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汴梁有个官人，姓李，名懿，由杞县知县，除佥杭州判官。”将宋朝分成北宋与南宋，大致始于明代。
辽金元时期，“南宋”一词一般是指南方的宋朝。如《辽史》卷３２《营卫志》叙述冬捺钵，“兼受南宋及诸国礼贡”。卷６０《食货志》：“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元代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９６《玉堂嘉话》：“和宋書：皇云：眷命大蒙古國皇帝致書于南宋皇帝，爰自平金之後……”另据《金史》卷２５《地理志》：“杞：宋雍丘县，杞国也，正隆後更今名。”此处没有说明改名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金世宗于大定十四年三月，“更名雍，诏中外”。 为避其汉名御讳，而将雍丘县改名，杞县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小说中的“佥杭州判官”，按照宋官制，其全名应是签书宁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金元无此类官名。但小说另一处称李懿之子为“通判相公李衙内李伯元”，宋时各州设通判，却不应有“佥杭州判官”的简称。据《金史》卷５７《百官志》，金朝确是在各州设“判官”，“签判州事”，反而可与上述“佥杭州判官”相合。上述错讹，似反映了金代说书人囿于本朝官制，而对北宋话本中“佥杭州判官”的词义，产生误解。宋时对尊官方称“相公”，也无称通判为相公的习俗。尽管如此，小说称“李元果中高科，初任江州佥判”，“一年，改除奏院，三年任满，除江南吴江县令”。对照宋官制，“佥判”即是签书江州军事判官，属低等文官，“奏院”应是进奏院之简称，最後又升迁吴江县令，显然又符合宋制。由此可知，此部小说大致是自北宋流传至金元，而屡经润色，故夹杂了宋金元三代的名物制度。
《古今小说》卷２９《月明和尚度柳翠》也显露了明人窜改的痕迹，开头说，“绍兴年间，有个官人，姓柳，双名宣教，祖贯温州府永嘉县崇阳镇人氏”，“御笔授得宁海军临安府府尹”。宁海军确是宋代临安府的节镇军名，而温州府又是明朝地名，宋时只称温州。宣教疑即从八品文官宣教郎，而明人将它改为人名。小说中“有个工部邹主事，闻知柳翠翠丰姿貌美，聪明秀丽，去问本府讨了”，“养做外宅，又讨个奶子并小厮，伏事走动，这柳翠翠改名柳翠”。宋朝尚书省六部，据《宋会要》职官８之３——４，１１之５７，１４之１，吏部和兵部设有主事，作为最高等的吏胥，但工部的情况不详。上引记载证明，工部也同样设有主事。一个高级吏胥能够纳妾，拥有“外宅”，雇“奶子并小厮”，亦足见其社会经济地位。
《拍案惊奇》卷２５《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说，妓女苏盼奴与宗室赵不敏相爱，赵不敏“除授了襄阳司户之职”，司户是司户参军的简称。赵不敏的“房分兄弟赵不器，就自去做了个院判”。後来苏盼奴之妹苏小娟入狱，由赵院判的“宗人”、临安府的府判将苏小娟释放“脱籍”。府判应是临安府通判的简称， 而院判是什么差遣的简称，尚须研究。据《宋史》卷２２４《宗室世系表》，“不”字辈是宋太宗六世孙。
２、开封、洛阳、临安市貌：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说：“东京百八十里罗城，唤做卧牛城。我们只是草寇，草入牛口，其命不久。”开封城周当然没有一百八十里，但与史料记载的“京城如卧牛”吻合。 小说叙述一些开封府的地名，如宋四公“向金梁桥上四文钱买两只焦酸馅”，据《东京梦华录》卷１《河道》，金梁桥是在汴河上。又说“四人同出顺天、新郑门外僻静酒店”，顺天门是开封外城西偏南第一个城门，确是俗称新郑门。又说赵正“过八角镇，取板桥，到陈留县，沿那汴河行，到日中前後，只见汴河岸上，有个馒头店”，按这些地点的方位，显然是先向西，再往东南，有意兜一个大圈子。赵正与馒头店侯兴夫妇打斗，沿汴河逃跑，“直到顺天新郑门一个浴堂”。若非对开封府地理十分熟悉者，是不易有此叙述。
《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有一段元宵观灯的描写：“行到宣德门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圣旨许令万目仰观，金吾卫不得拦阻。楼上设着鳌山，灯光灿烂，香烟馥郁，奏动御乐，箫鼓喧阗。楼下施呈百戏，，供奉御览。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挤得缝地都没有了。”参对《东京梦华录》卷６《元宵》等记载，自宋仁宗以降，确有皇帝坐宣德门楼庆祝元宵，观赏城楼下百戏的习俗。但小说记载的错讹，是鳌山不可能结扎在宣德门城上。宣德门多次更名，宋仁宗景祐元年正月，方由正阳门改名宣德门。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说：“大宋徽宗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座酒楼，唤作樊楼。”按开封著名的樊楼後改名丰乐楼，樊楼位于宫城东华门外，而不是在开封西城外的金明池。这大致是南宋话本追忆旧京，有不确之处。周胜仙说：“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曹门则是开封里城东门望春门的俗称。
《警世通言》卷２９《宿香亭张浩遇莺莺》看来原是一篇宋人所写的文言小说。小说称洛阳为“西都”，李莺莺“迳至河南府讼庭之下，龙图阁待制陈公方据案视事”，都合于宋制。宋时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小说中写道：“西都风俗，每至春时，园圃无大小，皆修莳花木，洒扫亭轩，纵游人玩赏，以此递相夸逞，士庶为常。”按北宋时，洛阳至少是北方最有名的园林城市。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说，“却教郑州奉宁军一个上厅行首，有分做两国夫人”，“闫行首教人去请哥哥闫待诏来”按奉宁军确是宋代郑州的节镇军名，而待诏也是宋时工匠的尊称。《月明和尚度柳翠》中妓女吴红莲也自称“妾乃上厅行首”。“行首”即行头，所谓三百六十行，妓馆也算一行，故美妓可称行首。例如《朱文公文集》卷１８《按唐仲友第三状》说：“行首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小说又说：“原来南渡时，临安府最盛。只这通和坊这条街，金波桥下，有座花月楼，又东去为熙春楼、南瓦子，又南去为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融和坊，其西为太平坊、巾子巷、狮子巷，这几个去处都是瓦子。”柳翠“住在抱剑营，是个行首窟里。”《武林旧事》卷６《瓦子勾栏》、《酒楼》、《歌馆》也记述此类场所，但《月明和尚度柳翠》记述了各场所的方位。林正秋先生著有《南宋都城临安》，参对此书１１６页，３１２页，可知上引记载确是对《武林旧事》和今人研究作了补充。小说称柳翠在“行首窟里”，“学不出好样儿”，“引惹子弟们”，“柳妈妈说他不下，只得随女儿做了行首”，反映了宋代瓦子的某种性质。《警世通言》卷３９《福禄寿三星度世》说刘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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