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点茶请邻舍”。点茶而不是泡茶，正是宋人的饮茶习惯。《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说，郑州“宋四公家里，门前开着一个小茶坊，众人入去吃茶，一个老子上灶点茶”，老人自称“老汉是宋公点茶的”。 马翰被人邀请，“同入茶坊里，上灶点茶来”。《皂角林大王假形》说赵再理“来到东京，归去那对门茶坊里，叫点茶婆婆”，也是点茶。《警世通言》卷1《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虽然说春秋战国时的故事，“伯牙推子期坐於客位，自己主席相陪，命童子点茶”。又说“童子取一张杌坐儿置於下席”，钟子期“长揖而不跪”，这也决不是唐以前的席地而坐和相应礼节。但小说中使用诸如“老爷”、“大人”之类称呼，似常见于元杂剧中，一般非宋时所用，似出于元明时的窜改。关于宋人的点茶习俗，可参见沈冬梅先生《宋代茶文化》第二章宋代的茶饮技艺。
《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俞良因“金榜无名”，“每日吃两碗饿酒”，另一日他对酒保说：“你与我打两角酒来。” 《金明池吴清逢爱爱》中吴清等面对酒肆的老人，“三人道：‘丈人拜揖！有酒打一角来。’”按宋时量酒或用角，可参见李华瑞先生《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第２７８页。当时酒的酒精含量一般不大，所以能够大碗吃酒，可与《水浒传》中的饮酒习俗互相印证。
人们的印象，古代举行婚礼，新郎一般总是穿红袍，其实不然。据《二刻拍案惊奇》卷１１《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说：“鼓乐喧天，闹动了一个村坊，满生绿袍槐简，摇摆进来。见了丈人，便是纳头四拜。”可与此参证者是《梦粱录》卷２０《嫁娶》的记载，“其婿服绿裳，花幞头”，“诣中堂参堂，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可见宋时新郎穿的是绿袍。
宋时有刺字和纹身的习俗，《史弘肇龙虎君臣会》描写郭威，“幼时曾遇一道士，那道士是个异人，替他右项上刺着几个雀儿，左项上刺几根稻穀”。小说中还有一句俗语：“郭大郎取下头巾，除下一条鏖糟臭油边子来。”据漆侠先生解释：“鏖与肮，糟与脏，皆一音之转，鏖糟亦即肮脏。”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说：“只见一个汉，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也同样反映了纹身的风俗。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叙述宋四公的来历：“那老儿是郑州奉宁军人，姓宋，排行第四，人叫他做宋四公，是小番子闲汉”。按《水浒传》第四十一回说马麟“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关于闲汉，《东京梦华录》卷２《饮食果子》说，在酒肆中“近前小心供过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梦梁录》卷１６《分茶酒店》记载相同。小番子大约指北方少数民族，《武经总要》前集卷１６下：“放馬泊，番子中呼為招讨放馬泊，在天德之北。” 但“小番子”如何与“闲汉”联用，须进一步研究。
唐宋时尤其盛行排行，甚至与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层民众或只有姓和排行，没有名，更不论字。由于各个家族和宗族的排行各不相同，又无排行的完整史料传世，所以令今人难以捉摸。邓子勉先生著《宋人行第考录》当然是一本很下功夫的好书。但其凡例中以“刘四乙”为刘四十二，“金八乙”为金八十二，将“乙”字依甲乙的次序，理解为行二，则可以商榷。例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说“许宣排行小乙”，他对白娘子说自己“排行第一”。《水浒传》第六十一回燕青“排行第一”，称“小乙”。可见“乙”与“一”通，乙乃排行第一，而不是行二。
话本《合同文字记》，被改编为《拍案惊奇》卷３３《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虽然是说宋代的故事，但其中有一重要人物“李社长”，社长是元代的基层头目。话本中张学究妻说：“这的是阴骘勾当。”此处的“勾当”一词，如前所述，是犯宋高宗的御讳。故大致可推知是元话本。
５、水底火炮：
《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提到“刘两府作《水底火炮》诗”。参对《碾玉观音》所引《鹧鸪天》词，“是关西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所作。从顺昌入（大）战之後，闲在家中”。可知刘两府即是抗金名将刘锜。刘锜官至太尉，人称刘两府。 刘锜此诗如下：
一激轰然如霹雳，万波鼓动鱼龙息。穿云裂石响无踪，却虏驱邪归正直。
这是有关古代火药的重要史料。宋时所谓火炮当然不是後世的管状火炮，其实是类似于今的炸药包，而用人力抛石机（炮）抛射。但水底火炮却是在水下爆炸，显然不可能使用抛石机。以往的研究将古代水雷判断为明代创制，刘锜诗证明，至少在南宋初已有此类兵器，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水雷。
若作进一步的推论，水底火炮实现在水下爆炸，至少要有两项技术。一是如何密封，防止火药被水渗湿，二是如何引爆。北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１２记载两种火药兵器，霹雳火球施放时，“用火锥烙球”，蒺藜火球“放时烧铁锥烙透，令焰出”。看来当时尚无药线引爆。火锥引爆当然有危险性，只能适用于爆炸力不大的情况。《说郛》ꪢ;７６王銍《杂纂续》载“又爱又怕”的事目，就有“小儿放纸炮”。这当然就类似於今之爆仗无疑，时值北宋与南宋之交。记载南宋晚期临安的周密《武林旧事》卷３《岁除》说，“至於爆仗，有为果子、人物等类不一”，“而内藏药线，一爇连百馀不绝”。从“小儿放纸炮”和“水底火炮”的记载推测，晚到北、南宋之交，应已有了药线的引爆技术。水底火炮当然是研究宋代火药技术的重要史料。
以上的考证，既论析了《三言》与《二拍》中若干宋代话本的史料价值，也同时判断了这些小说的创作年代。《三言》与《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其实与《水浒传》有相似之处，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的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特别是《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和《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两篇，更显示了自北宋、南宋以降不断加工的蛛丝马迹。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将白蛇传的传奇故事，推断为宋版是话本《西湖三塔记》，明版方为《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西湖三塔记》说的是“宋孝宗淳熙年间”，“奚宣赞”，即奚姓閤门宣赞舍人遭遇蛇怪白衣娘子、乌鸡妖卯奴和獭妖的故事，情节简单，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殊不合。如果我们不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单纯地视为明代冯梦龙的作品，而视为冯梦龙稍加改编的宋话本，其源流所自，自然与《西湖三塔记》并无多大关系，而是自成序列。如前所述，其创作时间似可追溯到北宋，也可能更早于《西湖三塔记》，所以本文认为它是目今所见最早的白蛇传故事。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按照《梦粱录》卷２０《小说讲经史》和《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的分类，大致属“公案”小说。但此部小说中的宋四公之辈，显然与後世小说中的行侠仗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侠客形象不同。小说也反映开封等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由于贫富差别的阶级矛盾，招致了社会下层的以恶抗恶，有人就专门与富豪、官府作对。宋四公等人更近于泼皮一流。
三、馀论
中华自古称文史不分家，然而降及近代，已非分家不可，甚至如中华古典文学与古史研究，也同样需要分家。从事中华古典文学与古史研究者自然各有短长，而以文证史，以史释文，应是两家互动和互补之一途。
此前笔者曾发表了《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三国演义〉》和《用现代史学眼光审读〈水浒传〉》两文， 本文为相类论文的第三篇，但偏重於从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论述《三言》与《二拍》中若干宋代话本的史料价值。有人感觉前两文有新意，我的回答是此三文的思维和论证方法其实是旧的。早在八十馀年前，顾颉刚等先生发起的“古史辨”讨论，已经提出并倡导了此种思维和研究方法。顾颉刚先生强调“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应当尽可能严格地区分小说故事产生的年代先後，判明其最早的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又如何作了一层又一层的追加和增饰。本文力图运用此种科学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但因年代的悠远，小说中可资利用的名物制度的史料有限，难保所作的考证无误。
还应当说明，“古史辨”所揭示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当然是研究中华古史和古典文学的重要思维和研究方法，但也不能视为唯一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目前马克思主义被不少挂羊头，卖狗肉者所牵累，事实上被学者们普遍厌弃。一些过去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卫道士自居者，如今面对各种各式“指鹿为马”的伪科学的泛滥，却反而噤若寒蝉，或者本人也参加到“指鹿为马”的行列。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和研究方法，无论对研究中华古史或古典文学都是非常有用的。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强调一切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迄今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有人明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偏要炮制所谓阶层论，用阶层取代阶级，用马克思早已否定的劳动价值论，去取代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石的剩余价值论，其用心无非是要曲意掩饰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基本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之外，另造弄虚作假的伪科学。如果愿意成为一个高明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可不研究和运用，这是我愿借此机会，特别奉劝青年的研究者。这不应算是文末多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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