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牛弘、辛彦之两传事迹较详者，盖欲以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其关于西域文明、中外交通等，为世人所习知，且非本书讨论范围，于此可不论。兹所论者，惟此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经历东汉末、西晋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15]

陈寅恪先生进一步分析河西一隅所以能保存中原之文化学术的原因：

    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 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又学术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 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之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文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16]

河西文化对后世的影响，寅恪先生如是说：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17]   

　　魏晋南北朝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在中原地区暂时受到战乱的影响和冲击而有所失坠，但是，在与异族文化相遇、相撞的过程中，传统学术文化依然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与异族文化相融、相合的过程中，不仅沒有因此而失去自己，反而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充实深邃并得到发扬光大。作为我国中古极盛之世的隋唐两朝，其广博纷復的文物制度正是有頼于此而形成和建立起来的。陈寅恪先生关于河西文化的论说，揭示了中古时期传统学术文化绵延一脉而传承不坠的真谛，具有开拓之功。

　　陈寅恪先生关于河西文化的论说对于西域史研究的启发意义在于，以他的学术眼光去观察西域地区的文化面貌，去透视汉族传统文化在多元的西域文化中的地位以及西域对汉族文化的认同程度时，会有一种山重水复之后，终于触摸到你正在寻找的那一方土地的感觉。以吐魯番盆地的高昌为例。

　　西晋以降，河西地区的安定局面为中原文化学术的传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西晋末年以后，中原再次陷入动乱之中，河西的纷争扰攘亦在所难免，已经于河西相对安定下来的中原大姓及其赖以保存下来的传统的学术文化再一次面临威胁，包括世家大族在内的避乱人群更向西播延，寻求托命之地，与敦煌毗邻的高昌成为河西世族特别是敦煌大姓西向避难的首选之地。东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河西西徙的汉族人为主体民族，以河西大姓垄断上层统治集团，融合多元民族为一体的移民社会。一方面，河西大姓的家族家世在高昌这一方土地得以生息繁衍；另一方面，以敦煌张氏为主的河西大姓以高昌作为新的发展地域，他们在家族内部读书讲经，传授学业，促成了继河西之后，以传承中原学术文化为主要特点，以高昌移民社会为区域特色的文化特区的形成。以地理位置言，高昌位于西域的东端，河西的西端，处中间地带，与河西唇齿相依。从保存传统文化这一点上讲，高昌与河西有许多相类之处，其作用堪与河西相提并论，或者说，由于东汉以后高昌乃至西域同内地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河西政权实现的，似可将高昌文化视为河西文化的外延，属于它的一部分。高昌与河西的敦煌又同处于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交通大干线上，不仅是各种政治势力、民族政权交往的中心，也是各路商人云集、各种货物集散的商业往来的中心，同时，希腊的、波斯的、印度的、中亚的和中国的文化亦交汇于此。作为主持高昌国统治机构的高昌世族在传承保存传统学术文化的同时，也在高昌国内营造出开放的人文环境，以汉族传统文化固有的宽容态度，接纳各种文化在高昌的合理存在，从而创造了东西方文化和谐共容的境界，使高昌成为东西方文化交相輝映的文化中心。与此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和繁荣赢得了新的空间。以高昌的宗教文化为例。

　　史籍关于高昌宗教信仰的记载最早见著于《魏书·高昌传》：高昌“俗事天神，兼信佛法”，据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墓葬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疏文之行文术语以及疏文所列之随葬衣物，高昌人的天神信仰出自传统的自然崇拜，与内地汉族人的传统信仰一脉相承。[18]但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祭祀用牲文书又有关于胡天的记述，胡天是在高昌经商的外来粟特胡商祭祀属于祅教的天神－阿摩的场所，这就是说，以汉族人为主的高昌社会并不排斥粟特人按照本族的信仰习俗开展相应的祭祀活动，于是出现了我信我的昊天上帝，你信你的阿胡拉·马兹达；我拜我的天神，你拜你的阿摩的场面。这就是存在于高昌，中世紀的一个汉族人为主的移民社会里，两种宗教信仰相安无事而共存的文化现象。应当看到，高昌政权宽容的文化态度及其所营造的宽松开放的文化环境，为外来民族保持自身的文化习俗提供了一个场所，主体民族对外来民族文化所倾注的理解、尊重也赢得了外来民族对主体民族文化的认同。我们注意到，在一件高昌祀部记录的为祭祀提供牺牲的帐目中，有着明显姓氏特征的粟特人，同当地的居民一样，参与向祀部提供牛羊等牺牲，用于祭供各路神仙的祭祀活动，[19]看得出，粟特人完全融入了高昌社会，他们享有与高昌居民的同等权利，也负有同等责任，对汉族传统文化更是崇尚备至。总之，在陈寅恪先生“河西文化因子”论说的启发之下，我们得以对高昌多元文化的共容现象有了真正深入地了解和透彻的理解，并再一次体会到“和而不同”这一中华传统文化内核的深厚内涵和她凝聚、吸纳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为一体的博大胸怀和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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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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