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讫陵伽胡歌”改为“来宾引”等等，进一步与中原固有的文化融合。
到了9世纪时，这些早年传入的音乐舞蹈有许多已经被视为中原的土产。如胡旋舞和柘枝舞都是由中亚地区传到唐朝的舞蹈，但是在9世纪初年，白居易就已明确将早年传入的“胡旋舞”称为“中原自有”的舞蹈，并拿它与新传入的胡旋舞相比较。他还称骠国传入的音乐“有类中国柘枝舞”。表明早期传入的舞蹈已完成了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过程。外来音乐传入及融合的过程历历可见。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早期传入的音乐舞蹈已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外来文化的源头在唐代始终没有终断，所以在坐立部分类出现以后，杜佑在《通典》中仍然另立“四夷乐”，以记述当时外来的音乐舞蹈。
其他如胡食、胡服对唐人饮食、服饰的重大影响，更是耳熟能详。具体请参见正文，此不一一。
⒋节日生活的丰富
与前代相比，这一时期人们生活风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节日和节日假期增多。皇帝的诞节、中和节、降圣节、佛诞节等节日，都是前代所无，由唐代增设的节日。在盛唐时期，除了休沐及各种名目的假期之外，仅政府规定的正式节日假期就有47天之多，这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节日及假期的增多之外，这一时期的节日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饮酒作乐，游赏寻胜之外，在节日期间还有各种游艺活动。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节日食品也相当丰富，而且几乎每个节日都出现了相对固定的食品，在中华民族节日风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⒌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妇女生活状态如何，是衡量社会风俗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一时期的儿童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妇女在家庭中完成的。这种情况反映当时妇女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唐人李华对于当时社会中“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的现象痛心疾首，认为这是“世教沦替”的表现，但即便是这样一位坚持男尊女卑的老人，也特别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可知妇女接受教育比较普遍，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除了家庭教育之外，当时妇女比较广泛地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首先在音乐歌舞风俗中，妇女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不仅轻歌曼舞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甚至象戴竿这种需要强健体魄的杂伎，主要也是由妇女承担的。在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泥俑中，就有戴竿妇女的形象，而唐代最著名的戴竿女艺人王大娘、石火胡等，都能戴百尺竿，五大娘的竿上，竟然可以容纳28位表演者。王建在诗中形容戴竿女艺人表演的情形称：“大竿百夫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从有关资料反映，妇女戴竿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种杂伎主要就是由妇女来表演的。即使在文化倡明，男女平等的现代，妇女戴竿也是难以想象的，从这件事例可知，柔弱娇矜之类的词句，是不适合用来形容这一时期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的。
同样，初、盛唐风行一时的女子男装和骑马，甚至参与狩猎的风气，也表明这时的妇女的生活状态比较开放自由。唐代出现了一些很有名气的女政治家、女将领、女才子、女艺术家，甚至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应该说都与妇女的这种生活状态不无关系。妇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社会风俗的内容。
二
一旦一种社会风俗形成之后，就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对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这一时期，七七斋在民间广泛普及。玄宗朝宰相姚崇临死时，遗嘱称佛教风俗为民生之“大弊”，叮咛子孙要遵从儒家“正道”，不得以佛法营葬，但他同时又说：“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虽然明知七七斋追福是诳人的“虚谈”，但最终还是从“须顺俗情”考虑，任由设置斋会。宰相如此，一般民众可知，社会风俗对人们生活影响之大，于此可见。
社会风俗不仅会对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如果说社会风俗是一种自发的群体行为取向的话，礼仪制度就是由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人们行为的强制性的规范。从隋唐五代的风俗史实来看，当一种风俗形成之后，往往会与原有礼仪制度发生冲突，并遭到统治者的禁止，但是当它一旦真正赢得了大众之后，就有可能被统治者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纳入礼制的范畴，从而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
如寒食祭扫，最初受到强烈反对和禁止，将它与“临丧嫁娶”和“送葬欢饮”的民间风俗相提并论，唐高宗曾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专门颁布诏令，禁止寒食上墓祭扫，称“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但是寒食拜扫风俗广泛普及，一直无法禁止。于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最终向这种风俗妥协，将它正式编入礼典，成为朝廷礼制的组成部分。敕令中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馀于他所。不得作乐。仍编于礼典，永为常式。”这样寒食祭扫由俗而礼，成为受政府制度保障的礼俗。不仅规定文武百官可以在寒食假期内出城扫墓，祖先墓地在外州者，还可以享受扫墓假，返乡拜扫。往返行程，可以提供“公券”，享受“乘驿”的待遇。
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的风俗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过程。这种风俗大概兴起于唐朝初年，如唐中宗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洛阳连雨一百多天，关闭坊市北门祈晴，给行旅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时宋务光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它是一种“后来之浅术”，不足为训。这种祈晴方式虽然并不灵验，但也一直遵行不废。到了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偶而祈晴应验，京兆尹刘栖楚上表，建议“今后每阴雨五日，即令坊市闭北门，以禳诸阴。晴三日，便令尽开，使启闭有常，永为定式。”唐敬宗同意了他的提议，于是祈晴这种遭到众人反对的风俗，也演变成了具有强制性的规章制度。
檐子（即肩舆）流行的经过，提供了另一例典型的证据。在唐朝初年，规定官员家属出行必须戴羃、乘车，以免路人窥视。但是在比较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唐高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朝廷下诏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可知在此之前，妇女们就戴上了帷帽，并走出车舆，坐进了檐子。而且这种深失礼容的出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这种风俗流行多年以后，到了文宗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朝廷下制“妇人本合乘车，近来率用檐子。事已成俗，教在因人。”在承认乘坐檐子合法的同时，在制度上进行了规范，规定不同品级的命妇乘坐规格不同的檐子，而“胥吏及商贾妻，不得乘檐子”。早年流行于民间的檐子，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隋唐五代社会风俗的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到社会风俗的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一种社会风俗的流行，往往会与原有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相矛盾，并遭到统治阶级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对。其次，社会风俗一旦形成之后，行政禁令往往显得非常无力，如盛行于唐代的厚葬风俗，尽管朝廷一次次颁布禁令，但总是愈禁愈烈。再次，在社会风俗面前，统治阶层有时会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让步，如隋文帝对待阴阳葬法的态度就是如此；有时也会将民间风俗纳入封建礼制的范畴，如上文诸例即是。最后，还应当看到，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被动或全盘地吸纳民间社会风俗的内容，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并使民间风俗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如上文所举，在允许寒食祭扫的同时，禁止寒食期间的宴乐风俗；在接受檐子的同时，对这种风俗附加了一整套等级制度的内容等等，都是显例。
[1]《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
[2]《隋唐嘉话》卷中。
[3]参见第一章“饮食风俗”。以下凡正文中讨论过的内容和引用过的资料，导论中不另注。
[4]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是指“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见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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