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有关《水经注疏》版本问题，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多有探讨。本文认为：从1877年杨守敬开始撰著《水经注疏》至今，该书形成的版本包括批注本、稿本、钞本、刻本、铅印本五种，其中批注本、稿本、钞本为最重要。批注本以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为主要底本；稿本包括部分成稿本、初稿本、“宋体净本”和全稿本四种。现藏台湾省中央图书馆的全稿本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而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钞本有全稿钞本（即北京本）和北京本再录本二种。北京本再录本抄成时间是在1943—1944年间，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抄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关键词：《水经注疏》 版本 杨守敬 熊会贞
清末及民国间，杨守敬、熊会贞师生历经六十载，撰成《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但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变得颇为复杂。单就版本而言，学术界就有数种不同观点。[1]现就个人知见的情况，依成稿或出版时间试作考证如下。
1、1877——1879年间完成的部分成稿本
此部分成稿本原夹杂在湖北省图书馆藏杨守敬撰《荆州府志》稿残本中，是在整理《杨守敬集》过程中找到的。原稿题名“《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稿子用府志专用的方格稿纸抄成，版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五格。经过核对，在《荆州府志》三册残本中，分别收录内容相同的四种部分成稿本，其中有三种系杨守敬笔迹。每种稿本上又都有若干不同之处的删补、批校，在其中最完整的一稿上还有几处“已写过”的眉批，估计可能还有誊清定稿，但《荆州府志》残本中未见。[2]
据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记载：该年荆州知府倪文蔚组织人力续修府志，杨守敬被聘为“编纂员”[3]，但未明言具体负责的工作。查杨撰《荆州府志》稿，按其题目、内容可分为五部分：即《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钞》。[4]以之核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荆州府志》，这五部分内容的部分文字分见于府志《地理志·沿革》、《杂记志·记人》之中，可见杨守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府志《地理志》、《杂记志》的编纂工作。
而《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既然夹杂在杨氏所撰《荆州府志》稿中，且标明“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加之所用稿纸与府志用纸相同，故认定它是当年杨守敬为编纂府志之需而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包括“序”及“《经》、《注》、《疏》文”两部分内容。杨《序》原文曰：
言水道者，《禹贡》、《汉志》尚矣。其次桑《经》、郦《注》，多能依据，但转经传写，《经》、《注》混淆，错简讹字，不可卒读，古今异名，莫知其乡。今为 疏之如左。
文字虽不多，但有关中国沿革地理学的起源，《水经注》的价值以及版本的缺陷，却都说得很明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文最后杨守敬明确提出要对《水经注》“疏之如左”。尽管原稿只是疏证了荆州部分，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与《荆州府志》编纂之渊源关系，为判定《水经注疏》开始撰写的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另外，从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体例及内容上考查，也可以看出其与后来面世的《水经注疏》稿本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试举三例证之：
其一，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戴本以此十一字作《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开篇有关，因为既然是疏证《水经》及《注》，起首一句当然以《经》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作《经》文。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杨按：“南平郡，晋置。乐乡城，吴筑。《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5]的。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6]。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7]。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8]可见，在杨守敬撰著《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其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9]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
按：郦氏所称南江者，洲南之江也；所称北江者，洲北之江也。后儒以“虎渡口” 为 《禹贡》南江经流，籍口郦氏有南江之目，不知非郦意。
北京影印本在此句下，杨守敬先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
守敬按：郦氏言分为南、北江者，以下有故乡、龙、宠、邴里、燕尾诸洲在江之中，故分为南、北江。观下“江水断江通会”之文，是明明谓南、北江合会也。袁小修以今“虎渡口”，江水盛涨之时，溢入洞庭，遂附会为江水会澧故道。胡氏（指胡渭《禹贡锥指》－引者按）更附会以洞庭为九江之说。不知自晋以前，江之南、北岸无堤障，江南之水，皆东北流，洈水、油水是也。江北之水，亦夏时泛涨，溢而北出为夏水。后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为堤所障，不复分出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复北出，此正古今水道变迁。
将上引的这两段《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因此，《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此部分成稿本的发现意义重大，至少可证明两个久有争议的问题：一、杨守敬开始疏证《水经注》的时间始于光绪三年，而不是以往一般认为的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以后。二、光绪五年潘存确实见到了《水经注疏》的部分成稿，他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著作所写的“叙语”并非杨氏“捏造”。[10]
2、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本刊成于长沙。该书以武英殿聚珍板《水经注》为底本，尽录戴（震）、赵（一清）、朱（谋玮）三本文字，又博采孙星衍、董祐成、丁履恒、谢钟英、汪士铎诸家之说，辑成一编，“选录精密，体例明晰，开卷瞭如，易于寻究”[11]。
一年多后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十一日这天，在武昌的一次聚会上，杨守敬与梁鼎芬、叶浩吾等人谈起《水经注》研究史上的赵、戴相袭案事。聚会后，杨守敬又借梁鼎芬藏王氏合校本携归一读，“喜其便于翻阅”，遂请梁鼎芬为他代购一部。[12]这之后，王氏合校本遂成为杨守敬、熊会贞全面疏证《水经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本过程中重要的批注本。
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一批杨守敬生前藏书，这批藏书据杨守敬的曾孙杨世汉先生回忆：“太公（指杨守敬——引者按）撰著《水经注疏》时所用的十二大箱参考书，在日寇逼近武汉时，由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派人从我家中运走，名为代管，实为拿走。”[13]藏书中有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书的封面及中间的天头地角处有大量杨、熊的朱墨批注语，有些还署有批注年月，包含有许多杨、熊当年撰著《水经注疏》的资料和信息，极具研究价值。但由于这五部批注本一直尘封书库之中，以往研究《水经注疏》的学者几乎无人知晓，相关论著中绝少提及。
“甲”字本（书号：善史十一720），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第十六册卷后钤有“杨印守敬”阳文方章。现存十五册上，每册封面均墨书一个“甲”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杨守敬手笔，少量是熊会贞笔迹。书中杨、熊等批语旁多数都划有朱圈或墨圈，以其中数条核之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发现多已采录，有些文字作了修改，如卷二《河水二》“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下录董祐成《图说》文，其中引用《汉书·西域传》有“其难兜国下言‘西至无雷’者，误字也”一句，对此熊会贞进一步疏证曰：“《水经注》无雷在东，难兜在西。《西域传》云‘难兜西至无雷’，‘西’字乃讹文，赵氏不能正之，徐松作《西域补注》亦不能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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