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水经注疏》此处，改为杨守敬按，并在熊按基础上做了更深入地考证。故可知划圈者系杨、熊标记的让书手誊录之文。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甲”字判断，或许就是杨守敬光绪二十年后疏证《水经注疏》利用的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不过，书中卷三十第一页有杨守敬一段眉批，末署“甲寅春”，此处之“甲寅”显指1914年，这说明直到逝世前一年，杨守敬仍然用此本做校勘工作。
“乙”字本（书号：善史十一979），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首册第一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图章。第一、第十六册封面有杨守敬亲笔墨书“惺吾”二字。除第二册封面上墨书一个“丙”字外，其余十五册封面上均墨书一个“乙”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另外，第一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抄《事类赋注》，庚申秋”、“抄《九域志》，辛酉春”、“抄《唐志》，辛酉春”、“抄《元和志》，辛酉春”、“抄《寰宇志》，辛酉秋，末《四夷》未抄”；第二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录《玉海》、《诗地理考》”等五十六种书名。该本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熊会贞手笔，间有杨守敬笔迹。杨、熊批语旁多数也都划有朱圈或墨圈。
按此本应是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乙”字来看，或许就是当年杨守敬交给熊会贞使用，并与杨氏所用“甲”字本同时开展批注工作的本子，但从封面墨书“庚申”（公元1920年）和“辛酉”（公元1921年）判断，此本直到熊会贞晚年仍在使用。
“丁”字本（书号：善史地674），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每册封面上均墨书“会贞”或“贞”，左下角墨书“丁”字。第二、三册封面及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山海经》、《尔雅》”等七十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杨、熊笔迹均有，熊会贞手笔略多于杨守敬，但杨氏笔迹多数颇工整，有类楷书。杨、熊批语少见圈录标记。熊氏批语中有两条署有年月，分别为“己酉二月”（公元1909年）、“己未二月”（公元1919年）。
按此本应是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杨氏笔迹颇工整这一点看，还应是杨、熊早期共用的本子。杨守敬殁后，熊会贞继续使用。但该本未见用影钞宋本、残宋本《水经注》校勘的痕迹，故此本使用的下限不应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戊”字本（书号：善史地676），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封面墨书“崮芝”、“戊”及各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第一册卷首有熊会贞眉批：“钞书数十种，目录在壳页内”，在第一、二册壳页（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影钞宋本《水经注》卷五末十叶，又卷六至卷八；过录宋本《水经注》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等四十二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几乎都是熊会贞手笔，其中不少贴签批语的书写格式与《水经注疏》稿本“经”、“注”、“疏”文的格式一致。书中五、六、七、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三十九、四十各卷熊氏按语，多次提到用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进行校勘，如卷五第一页：“此卷自三十九叶末行起据影钞宋本校录。此次所见影钞宋本卷五尾十叶及卷六、卷七、卷八，共计十叶又三卷。”又如卷十七末页：“此卷庚申秋据残宋本校，辛酉春重校一过。”书中熊会贞校语不少都署有时间，最早一处是“丁巳二月”（公元1917年），最晚一处是“己巳十月”（公元1929年）。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逝世后，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之一，也是他录校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的最主要的本子。从有些贴签批语书写格式看，此本还应是《水经注疏》北京本、台湾本誊清之前熊会贞使用的重要校勘本。其使用的下限大致到二十年代末。这也同时预示北京本、台湾本应抄录于三十年代前后的几年中。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壬”字本（书号：善史地675），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据长沙王氏本重刊，十六册。该本多册封面有墨书“会贞”及“壬”字样，还有“文叔校《郡国志》”、“《郡国志》文叔复校”等批语。书中有杨、熊大量朱墨批校文字，朱批多为杨氏手迹，墨批则多为熊氏手笔。杨、熊批语许多都署有年月，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公元1904年）和“乙巳”（公元1905年）两年。
按此本应属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批语的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和“乙巳”这两年看，它还是《水经注疏》初稿本誊录前很重要的一个批注本，因为按照《年谱》记载：这两年正是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和“刻《水经注疏要删》成”的时候。[14]还有，此本中出现的“文叔”其人也值得注意，因为在以往探讨《水经注疏》撰著经过的论著中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人，他的生平及所起的作用，尚待查证。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两种杨守敬批校过的非合校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书号：善史地673），乾隆二十八年天都黄晟刊本，十六册。该本封面有杨守敬墨书“黄晟刊本，以黄省曾本校”字样。书中有颇多校勘眉批，但少见带有研究性质的批注，字迹大多也非杨氏手笔。据杨守敬《〈水经注〉跋》记载：他是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僦居上海期间，在老友沈曾植家见到黄省曾本，遂“欣然见假，携归读之，则夺误满纸”，于是让孙子杨先橘以朱本对勘，“无论是非，皆为录出”。[15]可见，此校勘本最早形成于1913年，校勘文字主要是杨先橘所批。
《水经注释》（书号：善史地608），光绪六年蛟川花雨楼张氏重校本，十四册。该本每册封面上均有杨守敬手写该书名、册数及各册包含的水名，第一册首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飞青阁藏书印”三枚方章，第十册封面钤有“固之”圆章。书中眉批，有些从笔迹上看显为杨守敬所批，但数量不多，更多的署“詠霓按”字样。据卷二首页“黄岩王詠霓紫裳校”眉批，知此人姓王，字紫裳，黄岩人，陈桥驿《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16]载录，但言“其书今不见”。或杨氏此批本即王詠霓原校本。
通观上列各本，除各自独有的特点外，还能反映出杨、熊撰著《水经注疏》中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批注本封面上墨书“甲”、“乙”、“丁”“戊”、“壬”等字样，说明杨、熊是用十天干来标明主要工作用本的先后顺序的。依此原则，杨、熊手中至少还应有“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其中“丙”字本之一已羼入“乙”字本，足可证明它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丁”、“戊”、“壬”五字只标于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上，而其他两种非合校本的《水经注》上未见此种标注，这一方面说明“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仍应是王先谦合校本，仅见一册的“丙”字本可作佐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合校本是杨、熊批注的主要工作用本。
其次，杨守敬、熊会贞撰著《水经注疏》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将校勘文字及研究心得批在各种《水经注》刊本上，最后再圈录誊清成稿。尤其是从光绪二十年后，他们主要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为《水经注疏》的最后成稿奠定了基础。此种作法杨守敬本人也说得很明白，《邻苏老人年谱》甲辰（公元1904年）六十六岁条就记载：“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1909年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序》中又写到“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17]。
第三，以往在谈到熊会贞的贡献时，总是强调他在杨守敬殁后，如何继承遗志，鞠躬尽瘁地完成《水经注疏》的最后撰著工作。其实从上列各本的批语数量看，熊批甚至多于杨批，可见熊会贞在协助杨守敬完成《水经注疏》初稿过程中，已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年杨守敬对陈衍所说：“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18]，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而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修改意见》中所说的“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19]，则反映出熊氏高尚的品行。
上列各批注本虽不能算《水经注疏》成稿本，但由于杨守敬著述方式的独特性，使得这些批注本实际上具有了与初稿本相似的功能，只不过没有誊清成稿而已。对此，杨守敬自己也早有类似的表述，1904年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但同时他又说：“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20]这说明他本人也是认为八部批注本的形成标志着《水经注疏》稿初成。因此，应该说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是《水经注疏》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水经注疏》版本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3、1905—1909年刊成《水经注疏》简本——《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
1904年，当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时，已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他深感“《水经注疏》卷帙浩博，整写不易”[21]，尤恐自己逝世之后，书稿为他人所得，又增一“赵戴之争”。于是“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1905年由杨氏观海堂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八册。其节录的内容“大凡考古者为多，以实证无可假借也；其脉水者为略，以文繁非全书不明也。”[22]
1909年，杨氏观海堂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四十卷，六册。原因是“《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而疏文又“续有所得”[23]。
《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是《水经注疏》的简本，从其内容看，正象熊会贞当年所说：“《要删》各种皆是作《疏》之材料，……不惟校对未精，中有错字，即文亦多纰谬。如（《水经注疏》）告竣，则《要删》等可废也”。[24]但从版本的角度来看，它们毕竟是《水经注疏》誊正并刊行问世的最早版本，其在《水经注疏》版本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正是由于《要删》和《补遗及续补》的出版，使学术界得窥《水经注疏》冰山一角，感其体大思精，而发出了清朝“三绝学”之一的赞誉。[25]
4、1912年开始誊录的初稿本
如上所述，1909年杨氏观海堂续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序”中杨守敬坦言道：“《水经注疏要删》初成，长沙王祭酒（指王先谦——引者按）见之，致函愿出钱刻全书，而吾书实未编就。缘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排纂为难”。可见，直到1909年，《水经注疏》尚未有一部誊清全稿本。
1912年，杨守敬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云：“《水经注疏》八十卷稿已成，惟皆录于书眉，凡十部，未尝合成一部。此书尚待整理，计必一、二年方可毕工。拟于今年同熊固之督同写生成净本，每成一卷，即刻一卷。然余财产尽失，何能完此宏工。”[26]
1913年，在给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杨守敬又谈到此书，云：“已写净十七册，余二十余册，合四十大册，定于今年蒇事。”[27]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出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政。到京后又给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向罗解释“守敬正以此《疏》力不能付刊，始有此行”，表明他进京是为了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同时，他也坦言：“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也。”[28]可见，这时《水经注疏》初稿本尚未誊清完成。以往，研究者多根据陈衍《虞初近志》及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等资料[29]，判定1914年，杨守敬已抄成一部《水经注疏》初稿本。现在看来，当时杨守敬手中只有十七册写净本，尚不及全稿的一半。陈衍所见“稿本”肯定不是全部，而叶德辉所言显为耳闻之语。
这部《水经注疏》初稿本，实际上到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京逝世时也未誊清完成，正因为如此，熊会贞在续补《邻苏老人年谱》中曾满怀深情地表示：“今先生已弃我矣，仍当勉力竟功，率德承、蔚光、先懋等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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