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这个时间段，主要有四点理由：
（1）1933年6月——1935年初，熊会贞曾给郦学家郑德坤写过三封回信，后被郑氏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51]三信中均提到《水经注疏》稿本，依次表述为：“大致就绪，尚须修改”、“初稿将成”、“今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可见，这期间稿本誊录工作已处在后期即将结束阶段。
（2）查台湾本卷二十二首页有“廿三年夏，张对”、末页有“西月和亭对”眉批各一条。眉批中的“对”显系核对之意，“张”及“和亭”当为姓名，“西月”之意不详，待考。又卷三十一末页有“张和廷书”四字题署。犹记1984年2月13日，我跟随谢承仁师访问徐恕哲嗣徐孝宓先生，徐先生谈到他家另录副本的情况时，曾说：“当时请了两个人抄，一个叫张和廷，‘张’是弓长‘张’，‘和廷’不知是哪两个字；一个叫傅朗西。”[52]正可印证，“和亭”、“和廷”当系一人，是台湾本和北京本的抄手之一。而且，从他既“书”又“对”的工作情况看，说明当时是抄完一卷核对一卷的（按照惯例应该是抄手之间互校），核对的时间与抄录的时间大致衔接。因此，核对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录也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后。
（3）徐孝宓先生在谈话中也提到北京本抄成的时间，他说：“抄书时间大约是民国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反正抗日战争以前是抄完了”。[53]这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范围。
（4）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在武昌逝世。7月，其子熊小固在《禹贡半月刊》登出“启示”，云：“自杨公作古，先父独力担任《水经注疏》，二十余年来无间寒暑昼夜；去年秋已写成稿本四十卷，计八十余万言。……又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54]则台湾本、北京本誊录完成的时间是非常明确的。 全稿本即台湾本，现藏台北图书馆。“原稿为红格二十四开手写本，共线装四十一册”[55]，版式同上初稿本。
这部全稿本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1935年秋誊录完成后，熊会贞因先前得过两次大病，“继续修订已力不从心”[56]，又恐稿本毁于战火或流失，遂决定转交“杨府收存”[57]，并召集杨氏子孙及旧友举行了一个正式交接仪式，督促杨家后人尽快付梓。[58]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子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此稿本转给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杨家得“奖金”三千元[59]，双方达成协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三分之一交杨家”[60]。后因抗战形势紧迫，书稿先转运香港，后运抵重庆，解放前又运到台湾，藏于台北图书馆。1971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题名《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平装成十八巨册。
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这部全稿本应该就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61]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如上文所论，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并非真有其本。不过由于汪、李与《水经注疏》的特殊关联，这一说法颇具影响，困惑了郦学界多年，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得到了澄清。顺便还应提到的是，有文章称这部全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62]。其实种种材料表明，熊会贞对此稿还很不满意，否则他也就不会亲笔写出十三页的《＜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给杨氏后人，希望他们继续修订；而杨勉之等也就不会请李子魁住在家里做校补遗稿工作。因此，所谓“最后定稿”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全稿钞本即北京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全稿原装一卷一册，计四十卷，共四十册”。[63]版框为蓝色单栏，半叶八行，每行分为二十五格，上白鱼尾，鱼尾下注明卷数及水名，如“水一·河水一”，书口下方标有页码，每叶耳子处注明该叶单行大字数和双行小字数。这个版式是当时徐恕专为抄录《水经注疏》而设计的。徐孝宓先生谈话中曾提到：“我家专有一块印《水经注疏》格纸的版子，一般就叫‘水经注的格子’。格纸是兰色的，现在科学院影印的本子就是这种蓝色的格纸。”[64]
如上所述，该本是当年熊会贞应徐恕之请，让他另录的副本。1954年，徐氏将此本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卖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65]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将全稿影印出版，线装成二十册，另附“宋体净本”影印本一册。这是《水经注疏》全书第一次公开面世。
据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记载：“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一部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拟交商务印书馆校印，因抗战停顿，书稿今被国民党反动派劫运台湾，另一部即此稿。”[66]贺氏此语当源于卖稿人徐恕之口，应该说主要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同一书手，用一时期抄录两部”一句，由于其中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楚，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两个本子是完全一样的。其实，随着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水经注疏》的相继出版，《说明》中提及的全稿钞本及全稿本都已公开面世。若将这两个本子做一对校，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台湾本和北京本在用纸格式、颜色上完全不同。已见上述，不赘。
其次，从两个本子字迹上看，北京本是一个书手所抄，但台湾本正文至少有六种明显不同的笔迹，说明最少是由六个书手分别抄成。而且台湾本正文中（不包括眉批）甚至还有熊会贞的笔迹，如拿卷一首页与台湾本前附熊会贞《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的笔迹相比较，很显然是出于熊氏之手。
尽管有如上的两点不同，但这两个本子应该说还是形成于“同一时期”。我曾经将两本的第十二卷《圣水巨马河》篇做过对校，其中杨、熊疏文共有183条，若排除掉台湾本上后来熊会贞等人对正文的增改删加文字以及手民誊录时脱讹的因素，两本几乎完全一样的疏文就有181条之多，占总数的98.9%。余下的2条，一条是台湾本有而北京本无，另一条则是北京本有而台湾本无[67]，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是由于抄手脱漏所致。
两本疏文的高度一致性，说明它们应该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这个祖本就是上文论及的“初稿本”。当时熊会贞、徐恕之所以要抄录两部，其实原因从两本的用纸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答案，台湾本用杨家专用稿纸，目的就是要再誊录一部《水经注疏》稿本，以便熊会贞等人继续开展补订工作，台湾本上随处可见的多种笔迹的眉批、夹批就是最好证明；北京本用徐家的专用稿纸，则是徐恕誊录一部作为收藏的。从对比的情况看，两本之中台湾本应誊录在先，北京本誊录在后。
7、熊会贞生前完成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
熊会贞生前不但完成了《水经注疏》全稿本的誊正工作，而且独立编成《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
这部稿本在熊会贞的相关著述中未见记载，首先记载此书的是胡适先生。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他不但发现《再续补》有十二卷系熊会贞“亲笔钞写”，而且从稿中屡引残宋本文字判断，此稿是熊会贞晚年之作。[68]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69]。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解放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70]贺昌群在《说明》中曾提及此稿，并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目前，《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只见到两种钞本，一种是湖北省图书馆藏近人枝江张继煦（号春霆）的钞本，十五册。书前有张氏一段跋文，云：“（民国）二十六年，余向熊小固假是书移录一通，存之箧行。”此时熊会贞逝世刚仅仅一年，熊小固手中的这部稿子就是该书之稿本，当不会有问题。由此可见，1938年熊小固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子也必是该书的稿本。
另一种是李子魁的钞本，五册，卷一有缺页，此本从字迹上看是李子魁亲手抄写。据李子魁自己讲，他是从1937年夏秋之际开始“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的，1938年6月24日离开武汉，9月辗转来到重庆[71]，而此时熊小固已将手中该书稿本卖给国立编译馆，故李子魁抄写的时间应是在1937年至1938年他离开武汉之前。此本一直存于李子魁手边，1982年7月李去世后，遂为李的侄子李道达所藏，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杨守敬集》责编王永瑞先生在寻访李子魁知其已病逝后，从李道达手里将此本买下，与此同时买下的还有李子魁遗留的十几种文字资料。[72]
8、1943——1944年间抄成的北京本再录本
此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四十卷。阙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73]
此再录本的来源颇有些扑朔迷离，国内郦学界首先谈到此本的是陈桥驿先生。1983年陈桥驿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得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一部《水经注疏》钞本，该钞本是由日本已故郦学家森鹿三教授捐赠的。此本由来，据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讲：“森鹿三教授曾于三十年代派他的助手去武昌与当时尚健在的熊会贞协商，获得《水经注疏》钞本一部。但彼此之间有一项口头协议，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前，日本绝不出版此书。”[74]
按照此说法，钞本抄于三十年代，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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