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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捺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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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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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5）高桥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庚午，“上按鹰高桥”。“按鹰”即春水猎鹅。高桥不详其所在，估计是在中都近郊。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秋，“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17]据此推断，高桥必定距中都不远。世宗在中都近郊春水是有先例可循的，大定七年（1167年）春，尚书右丞苏保衡卒，“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18]
世宗朝的春水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十五次，从上面考述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几次就是《金史·世宗纪》所失载的。《金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实录，而《世宗实录》是金代历朝实录中最详赡的一部，却也不免阙略如此。
关于世宗朝的春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北巡时，太子允恭奉命留守中都，次年正月，允恭“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19]太子允恭的此次春水又见于《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时慥为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即允恭）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明昌间，章宗赐豫王允成手诏有云：“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20]就是指的大定二十五年允成侍其兄显宗（允恭）于春水的事情。
章宗在位二十年，就中十七年有春水记录。春水的地点均不出中都路的范围，其中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七次、遂州遂城县光春宫二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一次、安州一次、近畿一次、地点不详者四次。以下分项作一考述。
（1）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
大兴县是金中都的倚郭县，位于中都城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大兴县下注云：“有建春宫。”建春宫之名始于承安三年（1198年），《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承安三年正月“丙辰，如城南春水。……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在此之前，章宗已至少到此处春水两次，只是当时没有建春宫之名罢了。第一次是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幸城南别宫”。[21]《金史》卷一二七《隐逸·赵质传》曰：“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南，教授为业。明昌间，章宗游春水过焉，……召至行殿，命之官。”尽管这段文字不著具体年份，但明昌间在城南别宫春水只有一次，所以我想这里说的大概也是明昌五年的事情。第二次是承安元年（1196年）二月，“幸都南行宫春水”。[22]以上两次春水的地点肯定就是后来的建春宫。承安三年以后，章宗又先后于承安四年（1199年）和泰和二年（1202年）、三年、七年四次赴建春宫春水，这在《章宗纪》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2）遂州遂城县光春宫
遂州原属河北东路，海陵王贞元二年（1154年）割隶中都路，州治遂城县（今河北省徐水县西）。《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遂城县下注云：“有光春宫行宫。”光春宫之名始于泰和三年（1203年），是年十二月，“敕行宫名曰光春”。[23]据《金史·章宗纪》记载，泰和四年和五年的两次春水都是在光春宫进行的。当时以翰林修撰扈从春水的赵秉文有《春水行》一诗纪其事，其中有“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之句。[24]又赵秉文《海青赋》题注“泰和扈从春水作”，首云：“上将幸乎光春之中，所以观民风而宣郁结。”。[25]皆是泰和四五年间事。 （3）蓟州玉田县御林
这是世宗大定间的春水行宫之一，章宗于明昌六年（1195年）春水于此。[26]
（4）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据《金史》卷一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如前所述，长春宫是大定后期春水的固定场所。
（5）安州
安州也是世宗朝的春水旧地。《金史》卷一○《章宗纪》（二）载，承安二年（1197年）正月丁亥，“如安州春水”。但此后不久安州的围场边吴泊可能就被废弃了，因为承安五年（1200年）章宗曾拿“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来交换完颜匡侵占的民田，说明安州已经不再是春水的场所。
（6）近畿
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辛未，章宗“如近畿春水”，[27]具体地点不可考，大概也是类似于高桥那样的地方。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明昌三年（1192年）、四年（1193年）和承安五年（1200年）、泰和六年（1206年）等四次春水都缺乏详细记载，不知在什么地方进行。
章宗之后，金朝因遭受蒙古入侵，不久即迁都于南京开封，捺钵之制遽尔式微，尤其是春水，自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后便不再见于记载。
金朝的春水之制，世宗和章宗两朝是最为规范的。从时间上来说，熙宗时的春水似乎还没有一定之规，每年春水的起止时间就很不一致，或始于正月，或始于二月，或始于三月；春水结束的时间更是各不相同，早则三月，晚则八月。显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春水”。世宗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世宗和章宗两朝的历次春水几乎都在正月至二月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附近的春水，起迄时间为二至四月，这大概是因为上京春晚的缘故。至于每次春水的时间长短，则大都在二十五天至四十天左右。
春水的主要活动是捕猎天鹅，这是沿袭辽朝春捺钵的旧俗。傅乐焕先生谓辽之春水实即捕鹅之水，即以捕鹅为主要内容，捕鹅之外，还有所谓的“鉤鱼”。金朝春水与辽朝春捺钵的不同之处在于，春水的活动全以捕鹅为中心，而没有鉤鱼一项内容。
《金史》对金朝的捺钵活动缺乏详细的记载，所幸的是在金代诗文中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描述。赵秉文的《扈从行》记录了作者在章宗时扈从春水的情形：
马翻翻，车辘辘，尘土难分真面目。
年年扈从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绿。
绿鞯珠勒大羽箭，少年将军面如玉。
车中小妇听鸣鞭，遥认飞尘郎马足。
朝随鼓声起，暮逐旗尾宿，乐事从今相继躅。
圣皇岁岁万机暇，春水围鹅秋射鹿。[28]
诗中说的“春水围鹅”，是指在春水围场中围猎天鹅，故凡是春水之地都有一个以湖泊为主体的围场，如安州的边吴泊、滦州石城县的大淀濼等都是这样的春水围场。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29]即以清河等地的官田地租作为各个春水围场的饵料。
赵秉文在另一首题为《春水行》的诗中对春水猎鹅的全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光春宫外春水生，鴽鹅飞下寒犹轻；
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
龙旂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
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
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
晴空一击雪花堕，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
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
不才无力答阳春，差作长杨侍从臣；
闲与老农歌帝力，欢呼一曲太平人。[30]
这首诗是金代春水猎鹅的实录。诸如虞人探报天鹅之行踪，章宗亲纵海东青擒鹅，捕得头鹅后荐享陵寝，群臣称觞致贺、将鹅毛插在头上的欢娱场面，都是当时的惯例。又《归潜志》卷八的一条史料也对章宗时春水猎鹅的情况有所反映：“章宗春水放海青，时黄山（按：礼部郎中赵沨，号黄山）在翰苑，扈从。既得鹅，索诗，黄山立进之。其诗云：‘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凤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搏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赵沨的应制诗与赵秉文的上述描写约略相似。其中以头鹅荐陵寝的做法是世宗以后形成的定制。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春水于安州，“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31]其它各种规制也大都是世宗以后渐渐形成为惯例的，到了章宗时，春水猎鹅的过程已经相当程式化了。
如果将金朝的春水与辽朝的春捺钵作一比较，即可看出其猎鹅的习俗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春捺钵”条云：
春捺钵曰鸭子河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绿色衣，各备连锤一柄，鹰食一器，刺鹅锥一枚，于濼周围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骑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进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鹅。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头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酬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赐从人酒，遍散其毛。
单就猎鹅的情形而言，金朝的春水几乎全为因袭。实际上，金代的捺钵制度可以说就是辽代四时捺钵的遗制，虽亦有因有革，但其中的春水要算是变化最小的。
在春水猎鹅的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东青。海东青全称海东青鹘，是辽金元时期最受尊崇的一种猎鹰。它产于辽之东北境外五国部以东海上，故称海东青，亦称海青。[32]“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33]但这种猎鹰究竟属于现代动物分类学的什么种、属、科、目，目前还无人能够给予明确的回答，[34]甚至就连海东青今天是否还存在也是一个疑问。不过就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还有人见过这种猎鹰。据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位邵姓老人回忆说，他曾经在1943年捕获过一只海东青，当地的鄂伦春猎人称它为“吐鹘鹰”。[35]
海东青在辽朝就极被看重，据说女真起兵叛辽就与海东青有关。《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详细叙述了此中的因由： 天祚嗣位，立未久，当中国崇宁之间，浸用奢侈，宫禁竞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来榷场相贸易。……美者大如弹子，小者如梧子，皆出辽东海汊中。……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者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真，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馀人入五国界，即海东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真不胜其扰，……由是诸部皆怨叛。
宋人在谈及辽金鼎革时，经常引用这个掌故。另外《宋史》卷二八五《梁适传》的一条史料也可以印证此事：徽宗时，梁子美为河北都转运使，“倾漕计以奉上，至捐缗钱三百万市北珠以进。……北珠出女真，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东青以求珠，两国之祸盖基于此”。由此看来，《三朝北盟会编》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但问题是宋人普遍存在一个误解，即以为辽人之重海东青就是为了获取北珠的缘故，这是由于宋人对辽朝的捺钵制度缺乏了解所致。
因为春水猎鹅的特殊需要，金朝在殿前都点检司下置有鹰坊，“掌调养鹰鹘‘海东青’之类”。鹰坊置正五品的提点一员，下设使、副使、直长、管勾等职。[36]《金史》卷五《海陵纪》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有“罢岁贡鹰隼”的记载，辽金元时期所说的“鹰隼”就是特指海东青，这说明天德三年前可能曾规定某些地区每年须向鹰坊贡纳一定数量的海东青。而海陵王罢废“岁贡鹰隼”也只是暂时的，其证据是，《金史》卷七《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十月又有“诏西北路招讨司每进马驼鹰鹘等，辄率敛部内，自今并罢之”的记载。直到元代，海东青仍是东北滨海地区的水达达诸部向中央政府进献的一种重要土贡。鹰坊的海东青大概都带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以防止飞放时失散。元世祖时，因朝廷放飞的海东青被河间路军户残害，王恽向朝廷有司提出这样的建议：“今后御前鹰隼海青合悬带记验，如前朝牙牌之制。”[37]这里说的“前朝”就是指的金朝，可见金代鹰坊的海东青都是要悬带“牙牌”的。
海东青在金朝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研究金代历史，似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金人之服饰，“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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