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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捺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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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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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宫，一般是用毡帐搭成的围幕，这正符合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在身为汉人的梁襄看来，这样的行宫就未免太过于简陋了。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年驻夏于金莲川。[76]其中从大定十二年到二十二年，基本上是隔年一赴金莲川。在金莲川驻夏的时间一般为四至五个月，通常是四、五月间由中都启程，九月返回，只有两次是在八月返回的。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所谓的“驻夏”，实际上是跨有夏秋两季，既不同于辽朝的夏捺钵，也不同于辽朝的秋捺钵。
世宗朝虽以驻夏金莲川为常规，但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大定十年（1170年），根据《金史》卷六《世宗纪》（上）的记载，是年五月至八月，世宗驻夏柳河川。柳河川无考。按大定十一年（1171年）正月世宗曾对宰执说过“往岁清暑山西”的话，[77]金莲川只能称为“山后”或“山北”，不能称为“山西”，称“山西”者必定是指河东，所以我估计世宗说的就是大定十年的事情，柳河川大概是在河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另外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驻夏天平山、好水川。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次年五月自上京返回中都途中，“次天平山、好水川”；“七月，发好水川”。[78]《大金故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曰：“世宗还自金源，清暑于好水。”[79]就是指的这件事。天平山、好水川地属北京路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境内。《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临潢府下小注云：“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这说明天平山和好水川都是世宗是年在此避暑时才改定的名称。
世宗时期在山后还有一处名为“草濼”的驻夏之地。大定九年（1169年）五月，世宗命太子允恭“避暑于草濼”，允恭奏曰：“远去阙廷，独就凉地，非臣子所安，愿罢行。”世宗说：“汝体羸弱，山后高凉，故命汝往。”[80]草濼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定。世宗本人是否曾在该地驻夏，也不得而知。
到了章宗时期，由于时势的变化，已很少到远离中都的山后去避暑了。章宗在位二十年，只有三年是在山后驻夏，其中的金莲川之行仅有一次而已。
早在世宗大定年间，因“车驾频年幸金莲川”，时任薛王府掾的梁襄就上疏反对，谓金莲川远在山后极边之地，无高城峻池之固，非帝王临幸之所，“议者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因此他建议世宗就近在中都周边州县驻夏畋猎。[81]世宗读了此疏，当年曾为之辍行，但以后仍频频前往金莲川捺钵。梁襄的意见代表了汉族官僚对女真人游猎生活旧习的一种反动，但对于竭力维护女真文化传统的金世宗来说，这种意见恐怕是不中听的。
章宗时，一方面由于女真族的汉化程度已深，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北部边境外患的严重，于是在朝廷臣僚中反对游幸金莲川的呼声越来越高。金朝与漠北鞑靼诸部的战争是明昌六年（1195年）爆发的，但是此前数年间已经边患频生。明昌四年（1193年）夏，章宗“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侍御史贾铉等极力谏阻，“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又谓“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测之悔哉”。[82]时谏官许安仁、路铎也上疏反对，谓“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83]在这种情势下，章宗不得不打消了到金莲川驻夏的念头。次年四月，章宗“复欲如景明宫”，朝廷内外仍是一片反对之声，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益谦等皆上疏极谏，“语多激切”，但章宗执意前往，结果终于成行。[84]
这是金帝最后一次驻夏金莲川。次年，漠北阻 叛金，从此战事频仍，毗邻边地的金莲川当然也就不宜于优游消暑了。及至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金莲川的驻夏行宫终于被入侵的蒙古人一把大火焚毁。是年二月十三日，南宋臣僚向宋宁宗报告说：“近日闻北边为鞑靼侵扰，已焚了凉亭、金莲川等处，去燕山才六七百里。昨日贺正人使回，言与所闻亦略同。”[85]宋人所说的“凉亭”大概是“凉陉”之讹。元初陈孚《金莲川》诗，有“昔人建离宫，今存但古瓦”句，[86]写的就是金莲川被焚后的情况。
章宗时期在山后的另一所驻夏行宫是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后改称庆宁宫）。泰和二年（1202年），章宗第一次在泰和宫驻夏。是年五月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荐新于太庙。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八月丁酉，还宫”。[87]《中州集》卷首载有章宗一首题为《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的七绝，诗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所谓“泰和殿”即泰和宫。诗题既称“泰和殿”，当是泰和二年第一次驻夏泰和宫时所作。
泰和宫所在的龙门县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南，地处燕山之北，也属于金代的山后地区。《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龙门县下注明：“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据《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记载，庆宁宫置有提举司，提举为正七品，《地理志》所谓“以提举兼龙门令”，即此。值得注意的是，章宗泰和二年的此次行动也遭到朝臣的反对，《金史》卷九六《李愈传》曰：“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急，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这里所说的“三叉”和上文提到的“金井”，都是为了在泰和宫驻夏围猎的需要而设有捺钵（小型行宫）的地方，其准确的地理位置虽不可考，但肯定都在泰和宫周边的行猎区域之内。《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载：明昌间，“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根据这条史料可以知道，大概从明昌后期开始，章宗就着手在龙门县经营一处新的驻夏场所。由于北边形势的变化，到金莲川驻夏显然已不合时宜，龙门县大致处于中都和金莲川的中途，与北部边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章宗选择了这个地方。
章宗第二次驻夏庆宁宫是泰和五年（1205年）五月至闰八月，[88]这也是章宗最后一次到山后捺钵。由于北边局势不靖，加上朝廷群臣的一再反对，章宗朝大多数年份只在中都郊外避暑。中都城郊规模最大的一所离宫是万宁宫，[89]《金史》云：“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有琼华岛。”[90]万宁宫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其中的琼华岛也就是今日北海公园之琼岛。元好问说：“寿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91]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是金代中后期著名的避暑胜地，耶律铸《龙和宫赋》“布金莲于宝地，散琼华于蓬邱”句下有注曰：“金莲川即山北避暑宫，琼岛即山南避暑宫。”[92]这里说的“山北”、“山南”与“山后”、“山前”是同一个意思，将琼岛与金莲川相提并论，可见它当时主要是以避暑胜地而著称。万宁宫自大定十九年（1179年）落成后，世宗除了去金莲川避暑之外，其馀各年均在万宁宫度夏。章宗时期，除明昌五年及泰和二年、五年到山后避暑外，其它多数年份也都在万宁宫避暑，一般是三四月前往，八月返回。此外有时也去中都西北郊的玉泉山行宫或香山行宫度夏。
必须指出的是，世宗、章宗时期在中都城郊离宫的度夏与其在山后的驻夏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列入捺钵的范围。因为在山后驻夏还包括相应的围猎活动，即所谓的“秋山”，而在中都郊外的度夏仅仅是避暑而已。历代帝王孰无离宫别馆，我们当然不能将帝王的一切出行都视为捺钵，这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秋山是驻夏的一项重要活动。虽名之曰“秋山”，其实未必以山为主，如山后驻夏的主要围猎场所就是草原，金莲川、云龙川都是如此。实际上，驻夏金莲川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王恽谓“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93]比较接近事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驻夏于凉陉的景明宫，秋山于金莲川。庆宁宫（泰和宫）和云龙川（长乐川）的关系也是这样，前者是驻夏行宫，后者是秋山的场所。
关于金莲川和云龙川的秋山情况，金人诗文中有所反映。金末人杨果《羽林行》有曰：“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94]这里描述的是世宗、章宗时代在金莲川秋山的情形。又赵秉文有诗赋云龙川秋山：“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长扬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此诗见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诗题作《金莲川》，但我以为这个题目恐怕是被后人误题的。赵秉文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扈从春水秋山是泰和间任职翰苑时的事情，此时章宗早已不到金莲川驻夏，而先后两次驻夏于泰和宫，“离宫风月满云龙”句可以证明此诗是咏云龙川秋山的，“一望金莲五色中”不过是说云龙川也有金莲花罢了，大概这就是此诗被后人误解误题的原因。
秋山围猎以射鹿为主，故赵秉文有“春水围鹅秋射鹿”的说法。[95]猎鹅、射鹿分别是金代春水、秋山的象征，《金史》记载金人服制说：“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96]上文谈到经杨伯达先生鉴定的金代“秋山”玉，其图案即为山林群鹿。女真人以善于诱猎麋鹿著称，有关早期女真人的记载称其“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97]赵秉文有《呼群鸣鹿图》诗二首，专门描述秋山时呼鹿射猎的情形，其一云：“麑班剥落错古锦，麚角轮囷生肉芝。呦呦谁见群呼态，忆在秋山扈从时。”其二云：“霜林枫叶动秋山，谁道呦呦物性闲。同类呼群更媒祸，世间何处不黄间。”[98]梁襄谏幸金莲川疏谈到了围猎鹿群的一些情况：“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馀皆纵之，不欲多杀。”[99]
但鹿并不是秋山的唯一猎物。《金史》有“章宗秋山射中虎”的记载。[100]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猎犬”条曰：“泰和五年，道陵（即章宗）猎云龙川。兴州产犬，宗室咬住进数犬，云可备射虎。上因令试之。”猎虎原是辽朝冬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金代秋山猎虎大概属于一种随机行为，所以记载不多。又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金莲川秋山，“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获黄羊四百七十一”。[101]可见秋山围猎对于猎物并没有什么限定，只不过因为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猎物，所以射鹿才成为秋山的象征。
除了驻夏期间的秋山围猎之外，秋冬季节的其他围猎活动也属于秋山的内容。熙宗、海陵时期，秋冬围猎还没有形成制度，首先是没有世宗以后“秋猎”、“冬猎”或“秋山”之类的名目，其次时间也很随意，从秋九月直到来年的春二月，都有出猎的记录。熙宗时甚至可能还没有围场制度，时任翰林待制的程寀描述他所见到的围猎情况说：“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熙宗的围猎活动毫无规范，简直有如儿戏。因此程寀建议说：“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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