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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捺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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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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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标帜，为出入之驰道。”[102]但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世宗、章宗时代的秋冬围猎可以说完全制度化了。关于秋猎的名目，《金史》里有不同的叫法，《世宗纪》均称为秋猎，而《章宗纪》则一概称为秋山，其实两者完全是同一个意思。为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通称为秋猎。秋猎的时间一般在九、十月间，世宗称“重九出猎，国朝旧俗”，[103]自大定三年（1163年）以后，秋猎多在重九日开始出行，但偶尔也有始于八月的。世宗朝有十三次秋猎的记录，每次少则十馀日，多则二十馀日。章宗朝秋猎九次，每次约一个月左右。
冬猎的名目在金代文献中没有歧异。冬猎的时间在十至十二月之间，或自十月至十一月，或自十一月至十二月，个别年份也有晚至十二月才出猎的。每次冬猎时间长短为十馀日至二十馀日不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冬猎活动，即腊日的冬猎。《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以前，金朝一直自认本朝德运为金德，故例于十二月丑日行腊祭，[104]自大定三年始，每年的腊日出猎于中都近郊，成为一种例行活动。这种冬猎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且每次仅有一日而已，与春水秋山不可相提并论。
自金朝迁都中都后，秋冬围猎均在中都旁近的州县进行。大定九年（1169年），宋人楼钥随舅父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是年十二月，“初至望都，闻国主近打围曾至此，自后人家粉壁多标写禁约，不得采捕野物，旧传为禁杀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内皆是御围场，故不容民间采捕耳”。[105]金朝为了秋冬围猎的需要，规定中都五百里内为禁猎区，不许百姓捕猎，宋人因不知底细，故曾误以为是因为禁止杀生的缘故而作此规定的。大定十年（1170年）使金的范成大，在其纪行诗《卢沟》诗题下有注曰：“去燕山三十五里。虏以活雁饷客，积数十只，至此放之河中，虏法五百里内禁采捕故也。”[106]这和楼钥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依据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将中都周边五百里地界视为秋冬围猎的大致范围。[107]从《金史》的记载来看，距中都最远的一次围猎活动是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的冬猎，远至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108]但经常性的围猎地区还是毗邻中都的一些州县，如蓟州（治今河北省蓟县）、顺州（治今北京市怀柔县）、霸州（治今河北省霸县）、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安肃州（治今河北省徐水县）等地。
宣宗迁都开封后，河南人夥地少，“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109]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规定开封周围百里之内为皇家围场，直到金朝临近亡国时才明令废除猎地。王鹗《汝南遗事》卷四《总论》在列举哀宗德政时，有曰“罢猎地以裕民”，注曰：“旧制，附京百里禁捕猎，扈逻官军所至骚扰。正大五年敕令罢之。”《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则将此事记在正大六年（1229年）十二月：“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这表明南渡以后，虽然捺钵制度已不复存在，但秋冬季节的围猎大概仍是一项例行的活动。
围猎是女真人最喜爱的一项传统活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曾对宋使马扩宣称：“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110]即便在女真人入居中原后，仍旧乐此不疲。南宋归正人张棣对此有详细的记述：“虏人无它技，所喜者莫过于田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主必射之，或以雕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111]按此处“裒”当为“褎”之误，完颜褎即金世宗完颜雍之原名。[112]从《金史》中看，世宗朝的围猎活动实际上还是相当频繁的。章宗即位以后，严重干扰农业生产的围猎活动遭到了汉族官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连有的女真官僚也对此持批评态度。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同年九月，章宗猎于中都近郊，“监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宁、右丞相襄不应请车驾田猎”；十月，平章政事张汝霖“谏止田猎”。[113]在这种情况下，章宗不得不对女真人的围猎活动稍加约束。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二月，“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明昌三年（1192年）二月，“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114]对于违禁的女真贵族，有时甚至给予严厉的处分，如章宗从父豫王永成明昌间判真定府事，“坐率军民围猎，解职”，章宗赐诏称：“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115]尽管如此，上述禁令似乎仍不过是具文而已，如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116]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记载在《金史》中屡见不一见，这说明女真人的围猎活动是禁而不止的。直到哀宗时，还有这样的记载：正大四年（1227年）十月，“外台监察御史谏猎，上怒，以邀名卖直责之”。[117]反对围猎的意见并不能阻止哀宗的围猎活动，即便是在金朝危在旦夕的时候。由此可见女真人对围猎的迷恋之深，用心之执著。
金朝的秋山围猎，除了娱乐和避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操习骑射。女真是一个马上民族，金朝前期，女真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118]在对辽宋两国的战争中，女真人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金代中期以后，女真的汉化逐渐加深，从而导致其传统尚武精神的沦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19]大定八年（1168年）选女真人为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20]大定十年（1170年）三月，“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121]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输赢。大定间，太子允恭曾上奏说：“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122]金朝以武立国，骑射本是女真人最擅长的技艺，如今竟不敌宋人。
这种情况使女真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世宗、章宗都曾采取某些措施来倡导和敦促女真人习武，其中就包括围猎活动。大定间，朝廷臣僚向世宗进谏说：“陛下为天下主，系社稷之重，又春秋高，围猎击毬危事也，宜悉罢之。”世宗明确回答说：“朕以示习武耳。”[123]梁襄亦谓世宗“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124]世宗不但自己亲为倡导，而且也很看重一般女真百姓的围猎活动，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十月，他对宰执说：“西南、西北两路招讨司地隘，猛安谋克人户无处围猎，不能闲习骑射。”[125]在世宗看来，围猎对于女真人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闲习骑射”。章宗也试图采取各种办法使女真人保持骑射之长技，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十二月，“谕有司，女直人及百姓不得用网捕野物，及不得放群雕枉害物命，亦恐女直人废射也”。[126]自世宗大定间创立女真进士科以来，女真人竞趋此途，越来越多地丧失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章宗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特地规定在女真进士的考试内容中加射试箭。明昌间，“令猛安谋克举进士，试以策论及射，以定其科甲高下”；[127]承安三年（1198年）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128]这些措施与世宗倡导围猎的用心是完全一致的。 三、总 论
金朝的捺钵虽然不像辽朝那样始终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春水秋山在金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里，而所谓的春水秋山当然也并不只是娱乐嬉戏而已。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就其扈从队伍的规模来说，可谓相当可观。大定间，梁襄谏幸金莲川曰：“方今幅员万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异，文物增广，辎重浩穰，随驾生聚，殆逾于百万。如何岁岁而行，以一身之乐，岁使百万之人困于役、伤于财、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欤？”[129]我想梁襄的说辞肯定有某种程度的夸张成分，即使把沿途供役的百姓都算在内，恐怕也不会“逾于百万”。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御史中丞董师中等谏幸景明宫，谓扈从者“口以万数”，[130]大概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即便是这数万人的扈从，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在中都周边州县进行的秋猎和冬猎，时间既短，扈从规模也小得多，如世宗时的秋猎，一般是“扈从军二千”。[131]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后妃必随侍于侧。如熙宗太子济安为悼平皇后所出，而《金史》谓“济安皇统二年二月戊子生于天开殿”。[132]据《金史》卷四《熙宗纪》，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丁卯至三月辛丑，熙宗在爻剌天开殿春水，太子济安既生于此，说明当时悼平皇后也在爻剌。又《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世宗元妃李氏传》记载说：“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戊子，妃以疾薨。”世宗在位近三十年，始终没有立过一位皇后，元妃李氏“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实际上具有皇后的地位，世宗是年春水于滦州石城县长春宫，随行的元妃李氏即卒于此。以上二事都反映了后妃扈从春水的事实。又张棣记海陵时的冬猎情况，谓“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133]
太子和诸皇子一般也要扈从春水秋山，尤其是太子更是经常随同皇帝出行。如大定间，太子允恭“事世宗，凡巡幸西京、凉陉，及上陵、祭庙，谒衍庆宫，田猎观稼，拜天射柳，未尝去左右”。[134]刘迎时为太子司经，“显宗（即太子允恭）特亲重之。（大定）二十年，从驾凉陉，以疾卒”。[135]刘迎之卒于凉陉，就是因为当时太子允恭正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的缘故。允恭之子金章宗即出生在金莲川，《金史》卷九《章宗纪》（一）载：章宗“小字麻达葛，显宗嫡子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莲川，秋七月丙戌，次冰井，上生。翌日，世宗幸东宫，宴饮欢甚，……又谓司徒李石、枢密使纥石烈志宁等曰：‘朕子虽多，皇后只有太子一人。幸见嫡孙又生于麻达葛山，朕尝喜其地衍而气清，其以山名之。’”麻达葛山是女真语的译名，因章宗生于此山，世宗遂以“麻达葛”为章宗命名。《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西京路抚州下有注曰：“有麻达葛山，大定二十九年更名胡土白山。”麻达葛山之更名，显然是由于章宗在这年正月即了帝位，所以要避其名讳。章宗出生于麻达葛山的事实，说明当时太子允恭及其妻室都在金莲川扈从世宗捺钵。除了太子之外，诸皇子也常常随同皇帝出行，大定间，参知政事梁肃谏“四时畋猎”，世宗向他解释说：“朕诸子方壮，使之习武，故时一往尔。”[136]《金史》中还可以见到一些诸皇子扈从春水的记录。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故每当皇帝出行时，自左右丞相以下的朝廷百官大都要扈从前往。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七月，世宗在金莲川捺钵，“宰臣奏事，上颇违豫，宰臣请退，上曰：‘岂以朕之微爽于和，而倦临朝之大政耶。’使终其奏”。[137]世宗临朝听政的地方，就是凉陉的景明宫。明昌四年（1193年）十月，章宗在滦州石城县秋山，“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至还京当定议以闻。’”[138]可见是时尚书省即在石城县的秋山行宫。赵秉文有《题移剌右丞画双鹿》诗二首，其二云：“当年扈从直长杨，想见秋山槲叶黄。沙外小滩圆似月，眼明双鹿噍斜阳。”[139]移剌右丞是指章宗时任尚书右丞的移剌履，这首诗描述了移剌履扈从秋山的情景，“长杨”即汉代行宫长杨宫，此处用以代指章宗秋山行宫。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时候，秋冬围猎似乎并没有百官扈从，如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年）正月，“上出猎，宰相以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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