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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捺钵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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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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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饰”。[38]“鹘”即海东青之别称，“鹘捕鹅”是春水之服的特殊标志。八十年代初，在黑龙江省阿城市双城村发掘的一个金初墓葬群中，出土过一件海东青捕天鹅鎏金铜带銙，现残存五节，其中三节系以海东青捕捉一展翅飞翔的天鹅为纹饰。[39]《金史》卷四三《舆服志》（下）谓金人之束带名吐鹘，“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这一记载可以与上述出土文物相互发明。杨伯达先生在对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鹘攫天鹅、山林群鹿两类传世玉器进行系统鉴定之后，认为其中六件鹘攫天鹅玉和三件山林群鹿玉当属金代遗物，其生活基础是女真族的春水秋山，因此他将这两种玉佩分别定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40]其中“春水”玉大多以花卉为背景，表现海东青攫天鹅的内容，与《金史》记载的“鹘捕鹅，杂花卉之饰”的服饰图案大致相同。
曾经在金朝生活多年的南宋归正人张棣，在他所著的《金虏图经》中记述了金帝的各色旗帜，其中有“鹰隼二”，即两面图案为海东青的旗帜。[41]估计这应该是金帝春水时的专用旗帜。另外据明人记载说：“今鼓吹中锁剌曲，有名《海东青扑天鹅》，音极嘹亮，盖象其声也。”[42]我想这首锁剌曲很可能是辽金时代的创作，因为明人没有这种生活基础。
对于金代的女真人来说，海东青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常识的一部分。1973年，在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碑中心石柱卯眼内发现十一件女真文书残页，据女真字专家金启孮先生研究的结果，判断它抄写的内容是供金代女真少年学习女真字的一种启蒙读物，时代当在金朝前期，很可能就是女真大字的创造者完颜希尹编纂的《女真字书》。[43]这些文书残页均为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时序、动植物、日常用具等等生活常识，其中有一句是“鹰鹅海青”，[44]可见海东青在女真人的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金人常常习惯于用海东青来比拟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东青为人们所熟悉和看重的程度。如金章宗褒扬左司都事李仲略之明干，谓“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45]李纯甫《送李经》诗，有“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之句。[46]《归潜志》卷三曰：“王郁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元好问《太原赠张彦远》诗云：“闲闲骑鲸去灭没，当年爱君俊于鹘。”[47]金末元初的女真人石君宝，在他创作的杂剧《紫云庭》中，也以“你个拏雁的海东青”来喻人。[48]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女真人，就连金代的汉族士人也对海东青如此垂注。
有学者认为，女真族的族称亦与海东青有关。“女真”一词的汉文译法有女真、女贞、虑真、诸申、朱理真等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曰：“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按即契丹语）讹为女真。”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朱理真”的译法比较接近“女真”一词的本音。根据金光平先生所拟定的语音，女真语中“东方”读作“zhul”，“海青”读作“shen”。[49]两词拼合到一起，读作“zhulshen”，与“朱理真”的读音相当接近。其意为“从东方大海飞来的海青”，即“东方之鹰”，汉语意译为“海东青”。因此，“女真”亦即“海东青”，这是女真人对其本民族的自称。[50]
如果不了解金朝的捺钵制度，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海东青这样一种猎鹰为什么会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在女真人看来，海东青不仅仅只是一种禽兽而已，实际上它可能具有某种图腾的性质。 二、秋山考
辽代的“秋山”是秋捺钵的同义词，而金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综合金代文献来看，“秋山”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秋山”包括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或称田猎、畋猎）活动，金人所说的秋山大多是这种意思；狭义的“秋山”则专指秋猎而言，不过据我所见，只有《金史·章宗纪》里的“秋山”一词才是这样的概念，章宗朝九次秋猎，《章宗纪》均明确称之为“秋山”，这只能当做一种特例来看待。本文所说的秋山是指前一种概念。
广义的秋山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分为夏、秋、冬三个单元，只是它们的时间界限远不如辽朝的四时捺钵那么分明，故没有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之名。
“驻夏”（或称“坐夏”）是金代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女真人不耐暑热，驻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暑。《南迁录》曰：“炀王（即海陵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51]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驻夏，谓“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52]不过金朝皇帝的驻夏与辽朝的夏捺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时间上来说，金朝的驻夏往往包括夏秋两季，因此也有人姑名之为“夏秋捺钵”。
山后是金代历朝皇帝驻夏的主要地区。山后、山前之称始于辽五代时期，辽代所谓的山后、山前是以阴山为界，山后即阴山之北，山前即阴山之南。金代山后、山前的概念与辽代有所不同，从宋金文献来看，山前、山后的地理范围大致是与燕、云相对应的，山前、山后的分界线是燕山；不过在金人的概念里，山后的地理范围还要更宽泛一些，似乎西北、西南路边堡以南地区皆可称山后，即大体包括整个西京路的范围。[53]
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其地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契丹语称为“旺国崖”，《辽史》中又多称“陉头”、“凉陉”，都是指的这个地方。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凉陉的北面就是世宗以后固定的驻夏场所金莲川。金代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天会七年（1129年）二月太宗发布的《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说：“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54]说明是年太宗即驻夏于凉陉。
熙宗朝也主要在山后地区驻夏。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指责左丞相完颜希尹说：“凡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55]但熙宗时期的驻夏有确切地点可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天眷三年（1140年），是年四月，熙宗自上京前往燕京，六月，途经凉陉，在此驻夏。[56]另一次是皇统九年（1149年），《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北京路临潢府下有注曰：“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关于撒里乃地的所在，上引《地理志》记临潢府边堡曰：“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按鹤五河堡子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从边堡走向来看，撒里乃当在其西南方向。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属于山后的范围。
海陵一朝的驻夏见于明确记载者只有一次。天德四年（1152年）四月，“上自泰州如凉陉”，在此驻夏打围。[57]《海陵庶人实录》修于世宗大定间，着意于渲染海陵王的过恶，而于史实的记载颇嫌简陋，故海陵朝的春水秋山多缺乏记载。
金朝前期，女真宗室权贵也常驻夏于山后。天会七年（1129年），“是岁五月六日，粘罕将避暑于白水泊，谓（张）孝纯曰：‘公于此无治生事，俟某秋归，当还公于乡里。’”[58]左副元帅宗翰（即粘罕）时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白水泊位于云中之北，在今天的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今称黄旗海。从天会三年（1125年）率军攻宋到天会十三年（1135年）入朝领三省事，左副元帅宗翰前后驻守云中达十一年之久，距此不远的白水泊大概是他一贯的驻夏之地。天会十年（1132年）夏，宗翰还曾在白水泊开科取士，详见下文。
凉陉也是女真贵族一个经常性的驻夏场所。早在天会五年（1127年），右副元帅宗望就曾经驻夏于凉陉，并死于此地。[59]天眷二年（1139年），“鲁国王挞懒罢都元帅，以四太子兀术代之，差吏部尚书亨作天使，就祁州问罪”。当时在祁州（治蒲阴，今河北省安国县）的挞懒与其诸子商议说：“虽夺我元帅府兵马，尚有本千户及强壮得力家人部曲，可从山后诈伪赴凉陉，往阙下，问因何罪如是罢权。”[60]从挞懒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大概曾多次在凉陉驻夏，所以欲以此为借口径赴朝廷。另有一条史料记载说：“绍兴九年，挞懒避暑于蔚州麻田大岭。”[61]蔚州属西京路，州治灵仙县（今河北省蔚县），本不在燕山之北，但当时人们一般也是将它视为山后的。天会二年（1124年）使金的马扩曾对金人说：“贵朝言定山后更别无经略，及至先交了蔚州，卻纵兵马夺取。”[62]
世宗时期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地点。金莲川一带属西京路辖区，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原名曷里浒东川，[63]其南面就是辽朝的夏捺钵地凉陉，契丹语称“旺国崖”，或作望国崖、尪国崖、王国崖等。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6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曰：“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金莲川之得名，是因为此地盛开艳丽的金莲花。据说在今天的滦河南岸，仍有一片东西长近十里、南北宽一至三里的草原，每到夏季便开满了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为“黄色的平野”，亦即“金莲川”之意。[65]
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作为驻夏捺钵之地，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于避暑。金人梁襄云：“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气候殊异，中夏降霜。”[66]金莲川盛夏无暑，是由于海拔较高的缘故，据元好问说：“山后凉陉金莲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昼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67]元人也有类似的记载：“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68]元上都开平城就建在金莲川，元朝皇帝每年夏天都要到此避暑。金莲川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辽金元三代的避暑胜地。
除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之外，世宗选择金莲川驻夏也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金莲川所在的滦河上游临近西北路边堡，是金朝控制漠北蒙古、塔塔儿等部的前哨阵地，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册静宁山（即旺国崖）山神为镇安公，册文谓其“南直都畿，北维障徼”，[69]就点出了它的重要性所在。世宗在此驻夏，实兼有巡边耀武、威慑北边各族的用意。自熙宗以来，漠北的蒙古等部时见侵扰，世宗时北疆尚不安靖。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欲往凉陉驻夏，太子詹事兼谏议杨伯雄等人谏阻，世宗不听，“是年，至凉陉，徼巡果有疏虞”。[70]大概就在此后不久，谏议移剌子敬、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共同提出一个建议：“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世宗遂下诏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71]金朝的招讨司皆置于北部边境地区，专领猛安谋克户和蕃部，不领州县民户。其中西北路招讨司寄治于西京路桓州，[72]桓州州治在金莲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今遗址尚存），移剌子敬等人为保障行宫的安全起见，主张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上”，这里说的“界上”，应该是指西北路边堡。世宗部分采纳了这个建议，令招讨使斜里虎北迁界上以治蕃部事，而招讨司都监撒八仍留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燕子城是在桓州设立的一处榷场。
如前所述，早在世宗之前，金太宗、熙宗、海陵王以及宗望、挞懒等人都曾驻夏于凉陉。世宗第一次驻夏凉陉是大定六年（1166年），是年夏，“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73]遂于八月初至凉陉，但只作了短期停留。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第二次赴凉陉，改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旺国崖为静宁山，大概就在此时确定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场所，并在金莲川以南的凉陉建立了驻夏行宫景明宫。《金史》曰：“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74]景明宫的规模并不大，梁襄谏幸金莲川之文，谓“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75]可见这是一座很简陋的建筑。不过从辽朝的捺钵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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