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神话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语音学的角度看，我们都理由相信，传说中的中国人的女性始祖女娲与希伯莱人《圣经》中所记述的女性始祖夏娃，就是同一个人。所不同的是，在《圣经》中，女性始祖夏娃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在中国的创世神话中，女性神却占据着主导地位。从文化记忆的残片中，我们得以窥见民族远古时代的女性祖先的形象。女娲显然有着不同一般的品格，她不仅要（注意，是单独地）创造人类，而且要在天地崩坏的时刻，承担着修补破碎的苍穹，重整乾坤的使命。相比之下，男性神伏羲的事业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女娲单独地完成了男性神和女性神的双重使命，也就是兼备父亲母亲的双重功能。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女性神，在日后的中国文化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也许是经过日后的男性政治领袖的长期篡改，在中国文化典籍中，诸如女娲一类的女性神形象却日渐消淡，逐步退出了历史的前台，并最终在民族文化的偶像系谱中几乎被抹得一干二净。偶尔有女性形象在漫漫的历史长廊中一闪而过，但多半是一些被妖魔化了的性对象，与母性相去甚远。直至中世纪，通过非主流文化中的观世音菩萨（一个被彻底改造过的外来女性形象）和民间宗教中的妈祖，依稀闪现出中国母亲的模糊面影。而西方文化中的女性神的形象正好走了一种相反的路。文化中的女性因素不断得以强化。到基督教时代，出现了圣母。圣母是西方人母性偶像的彻头彻尾的人格化。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只有通过她，西方宗教的神性之爱的世俗实践才得以完成。
    主流文化中的母亲形象的阙如，或者说象征符号系统中女性神形象的匮乏，是一个难解之谜。此间必然发生过某种严重的震荡性的文化事件，才使得曾经强势的女性神崇拜突然消失。我甚至疑心，在远古时代，比如母系社会甚至更早，民族历史中曾经发生过一起严重的集体"弑母"事件，部落成员集体谋害了女性首领。否则无法解释这一奇特的现象。
    《水浒传》中的"李逵的故事"，可以看作是这一事变的遥远镜像。但却是一个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极为模糊的，甚至让人产生错觉的镜像。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孝道的故事。但不如将它看作是一个经过了孝道的寓言式的改装，因而被弱化了的"弑母"故事。李逵下山迎接母亲，但母亲必须成为牺牲。终于有老虎前来吃掉母亲。这是一个经过歪曲的隐喻。事实上，是老虎实现了李逵无意识深处的"弑母"冲动。李逵很可能就是无意识中的"理亏"的谐音。
    在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事变的另一种版本。影片再现了古代日本民间传统习俗：老人在60岁之后，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到深山里去等死。影片中的那位儿子背着自己年迈的母亲上山，然后将母亲遗弃在荒山野岭。从这位儿子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李逵的影子。他们是那样的相像，以致很难判断两个母亲的命运有什么不同。实际上确实没有什么不同。李逵的行动毋宁说是被孝道所改写和粉饰了的"楢山节考"。进一步来说，母亲"楢山节考"式的命运，很可能是弑母的最初动机。
    弑母的另一目的很可能是由男性家长（父亲或兄长）取代母亲的权力。由此可以推测，集体"弑母"事变应该发生在有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在"李逵寓言"中，作为兄长的宋江，最终替代了母亲的关爱和监护的功能。
    作为对"弑母"的心理补偿，则是更加畸形的"恋母"（这一方面的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而过分夸张的孝道传统，也很可能正是民族集体的深层焦虑和负罪感的结果。
    母亲形象的匮乏的严重后果，是文化中的"爱"的元素的匮乏，这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孟母（孟柯之母）和岳母（岳飞之母），也无法看成是具有说服力的母性爱的形象。孟母和岳母与其说是母亲形象，不如说是父亲形象缺失状态下的替代品。其母性的行为中，依稀闪现着父亲亡灵的影子。母亲形象被严重矫正为凸现父亲之威严的形象。应该说，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母性（女性）方面是彻底失败了。
    "李逵寓言"在当代文化中也有某种奇妙的呼应。政治英雄雷锋的母亲观，即最具典型性。问题不在于雷锋的母亲究竟如何，而是人们无意识中以极其曲折的方式，认同了对母亲的否定性的态度。而腾空出来的母亲的位置上，为其他事物的替代性的存在提供了地盘。

    现代的国家主义叙事中，"母亲"这一符号的使用频率相当高，但除了某种替代品之外，从来就没有建立过明确的母亲形象。"母亲"不是具体的妈妈，而是一个象征性的事物。在不同的语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变体。母亲形象的不确定性和缺席，导致其他事物乘虚而入，替代、扮演或冒充。"母亲"实际上进一步被虚幻化，被从她自身（作为人母的具体的女性身体）中抽象出来，反复地和过度地与民族、国家、大地、领袖、政权、河流等无数巨大的事物相关联。这些巨大的事物虽然经常扮演母亲，实际上却更像是儿子，吸干了任何一个具体的母亲的乳汁，将母亲抽空为一干瘪、苍白的空壳。
    这就是国家主义文化的一种奇妙的修辞魔术：放进去的是国家（及其他物事），拿出来时变成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