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个辩护：文化批判――人的解放的途径
　　　　　　　　　　　　　　
　　从人的存在属性主要等同于文化属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要确定一个人，无论如何离不开各种文化的规定性；而我们想要改变一个人，必须改变他的文化属性，或者说控制了他的文化指令。文化批判的可能性是：既然某种奴役人的文化意识形态可以以其指令控制人，那么同样，批判者可以在洞悉了这种文化统治机制的运作方式和内在逻辑后向人们昭示那已被压抑的人性的完整经验，以构筑一个抑制文化意识形态奴役的心理结构，冲破那一套阻止人们深入自己存在内核而只看见自己的文化属性的罗网，甚至在“文化创造”上有所建树，以一套可以让人返回自己的存在的本真状态的文化指令来重新对人进行“反洗脑”，将盘踞在人大脑中的奴役的统治文化指令冲去。这样，依靠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配合，在一种“总体性”的“文化革命”中人将拥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人将可以从这种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发现自己存在的自由和独立的可能性。
　　
　　文化奴役就其内容来说是公开的，然而就其内在指令来说是隐秘的。它暗含的价值判断成为战无不胜的武器。首先，从界定人乃是对他的文化属性的一种认定的角度上讲，文化奴役具有一种根本的必然性和自然性，同时也方便易行。其次，它内含的价值判断切入了人的存在困境，抓住了人的心理。人作为一个孤独的社会存在物，在孤立无援中企图与外在的超人力量和实体融为一体是他内心的永恒而强烈的冲动。他非常害怕被抛弃，这样他将独自承受他很难承受的精神重负，这种重负甚至可以让他陷于崩溃。因此，一旦他不认同被整个社会或一个他在社会属性上与其紧密相连的社会群体认同的文化模式，或者他被这种文化模式所抛弃，他便会有置身于一个陌生恐惧的大地上的危险，他便会感受到一种无所不在的威胁，在心理上他将很难生存下去。而假设这个文化模式是由代表一种“价值”的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所崇奉的，并且被许多人认同，那么，他很难被拒绝，因为从人的心理上来讲，由强力、财富等等因素所推崇的东西代表的价值和意义远远高于其他东西。每种存在物都要尽力确立自己的存在，并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因人存在的文化属性的规约，人要确立自己的存在只有确立自己的文化属性，并证明这种构成了自己的存在的文化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无法不在害怕被抛弃和孤立中主动认同于统治者所推崇的并被整个社会认同的文化模式。每一个人将自己的思考和行动纳入“大众”，进而纳入统治秩序之中，每个人便获得了“逃避自由”后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产生一种虚幻的否定自我后在自我分裂中远离存在内核只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的价值确认：人从与他人的同一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避难所中获得了永远无法在自我追寻中获得的安慰。
　　
　　每一种社会文化都具有一套压抑机制。弗洛姆在《精神分析与禅宗》里通过对社会的压抑机制的考察，洞悉了统治文化机制运作的秘密。他将这套机制称之为“社会过滤器”：任何经验要想觉知到，除非能穿过这个“过滤器”。这个“社会过滤器”由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所组成，它们相互协作地实施着对人的体验、感觉的过滤，不准它们进入意识。
　　
　　从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上讲，语言的抽象化将“过滤”掉人的主观体验，这些体验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语表达出来，似乎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不同的语言也许可以互译，但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个语言所意指的体验和文化精神不一定被准确地领会到。这就出现了思想的“失真”，许多往往是很重要的东西，被悲剧性地忽略了。而语言的可编码性更使它成为统治者实施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可以天衣无缝地将自己的统治指令嵌入语言之中，使使用这一语言系统的人只能体认到这些语言系统所意指的世界，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无形中便受到统治者的支配。这种语言不是用来认识世界，倒恰恰是用来掩盖真相，因为它对应的是一个人造的由庞大的文化意识形态所编码的世界。自然，不符合这一语言系统的语法规则和意指的思想和体验都无法被表达出来，因为它丧失了语言的载体。说到逻辑，弗洛姆举了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的建立在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律基础上的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冲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一个人同时是他又同时不是他简直不可想象，这种以摒除矛盾作为进行逻辑思维的基点的逻辑取消了人的复杂性，使一些体验无法进入意识。一个人如果长期受此逻辑训练，必然极大地忽略了人的悖谬、冲突的精神的那一面，一开始就将这些不符合无矛盾律的东西过滤得干干净净。如果说语言和逻辑是人体验、认知的一种结构、规则，不符合这些结构和规则的东西不可能被体验和认知到，那么社会禁忌表征的则是一种必须被过滤的内容。社会禁忌的内容比较复杂，但与压抑相对应，既是对威胁到文明存在的东西的禁止，同时也是对威胁到特定的统治秩序的东西的禁止，这些东西无论如何不准进入意识。很显然，过滤掉这些内容只能采取奖励――惩罚的手段：奖励忘掉这些内容的的思想和行为，否则便对此作出惩罚。这种奖励和惩罚作为一种“超我”，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经过长期的重复性实践，使恐惧内化入人的本能结构之中而操纵了人。这种恐惧使人自动地将他的反社会性和统治秩序内容进行压抑。久而久之，它们便再也无法唤醒，似乎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弗洛姆对“社会过滤器”的分析揭示出：正是文化------而不是政治、经济等----最终从根子上阻止了人的解放，因为人一开始便丧失了人性经验的完整，此后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既建基于文化奴役的基础上，同时又获得了比文化更易于瓦解、破裂的特性。然而，不触动文化机制的政治和经济架构的变异仍难以从根子上将人带向光明。因此，文化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呼应转变到为它寻求一个群体，一个环境，以及一种可以预见将不仅仅是“改良”而是根本的“革命”的可能性。这是对葛兰西的夺取文化上层建筑的领导权的深刻回应，在某种意义上，它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何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难以产生“革命”的问题。它将文化批判定位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它既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持者，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排雷兵”。而只有在它们的整体协作中，在一种“总体性”的批判中，人类才可能迎来解放的黎明。
　　
　　穿过这个“社会过滤器”同时为文化批判开辟出一个前景：如果说以精神对抗物质从哲学层面上讲已属于一个只能在某个领域产生作用和有效的事物硬要在另一个既不同质也不同构的领域中活动，从而因违反适用性原则而让其功效大打折扣，那么，以精神对抗精神便是两个异质同构的事物在某个层面上进行对抗。而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看，无论是对国家的统治机制的剖析，对消费社会的解剖，对科技理性的批判，还是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抨击，都属于“以文化对抗文化”的范畴。无论是语言、逻辑、社会禁忌、统治的指令、消费的价值观念、各种实用主义的思考模式、形形色色的技术理性思维，都是文化的某种编码形式，因此文化批判的一个内容便是对这种编码方式进行解构和颠覆。这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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