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浅析儒家与亚氏的“中庸”思想的统一 |
 |
时间：2010-3-24 11:34:09 来源：不详
|
|
|
性。德性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而为中道所保全。只有合理把握快乐和痛苦的中道，合理的作用、适度的反应，才能成为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合乎中间的品质才是可称赞的。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制作的结果中实现，伦理目的只能在不间断的实现活动中。
中道说在思辨的德性论伦理学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智德性的优先论。在战场上要断定一个士兵的行为，是过度了，不及了，还是恰恰守在自己的战位上，击中靶的，这就须思考，反复地思考。中间属于量的范畴，判断何者过度，何者不及，何者不偏不倚中了目标，恰到好处，首先就须备有一个衡器。而属人的事物中，是是非非，并不存在一种公认的衡器。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和其他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指出，是由于实践和行为都是个别的，所以相互反对，既在个别事件中有其原因，在我们自身中也有其原因。
判断行为中的过度、不及和中间的困难，既然在我们自身也有其原因，那么也就可在主观上找到一个准则，使人们掌握了它就具有了善于选择的品质。也正因如此，便产生了对于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和道德智慧(moral wisdom)之争。
在这里人们不必仔细去推敲中间和两极之间的种种对立，就可以判定凡是应该的行为，就是合乎中道的活动，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应该的。其次，怎样才算应该虽然没有一个确定衡度，属人的事务中本就不应要求和数学同样的精确。但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到底有了更多的、较为确定的参照系。在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人们可以就对象、时间、地点、数量、目的和方式等诸多方面作出选择,从而成为一个勇敢者、一个节制者。因而，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便在人、事、时上产生了个体差别，因而有了相对独立性。最后，就应该来判断，虽然仍不具备数学那样的确定性，但思维层次却是加深了，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了解儒家“中庸”和亚氏“中道”的基本关系和内容，下面，我们来了解它们各自的历史哲学价值。
三、儒学“中庸”的中国历史价值
“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学升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和合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平衡、有序、适度、合律的和谐。
“中庸在认识理论上，实现了‘两过渡’：由问神向问人过度，由直观经验向抽象逻辑过渡。“中庸”在社会领域，适应了‘三转变’：家族制向家庭制、分封制向集权制、传亲向传贤的转变；推动了‘一结合’：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促进了‘两分离’：思想家与政治家、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摘自：“中国哲学论谈”）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比如，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国之道，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梁启超、孙中山视为国宝。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入手，曾用“矫枉过正”指导农民运动，又以“过犹不及”领导延安整风。《毛选》开篇第一句就是“分清敌我友”，即“中庸”之显。友，即是我与敌之中，团结友就是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
四、亚氏“中道”对西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