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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家与亚氏的“中庸”思想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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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24 11:34: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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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亚氏的其他有关“中道”的见解还可以正确引领我们走出对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认识上的最大误区,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到底什么才真正是古今中外之所谓“中庸之道”。例如亚氏在讨论中道、过度和不足三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时曾经说过,这三者中的每一项与其他两项间总是相反的:中道与不足是相反的、中道与过度是相反的,而不足和过度之间则也是相反的。正如中间对于“多”来说是“少”,而对于“少”来说则却是“多”;中间品质对于“不足”来说是“过度”,而对于“过度”说又是“不足”;怯懦的人认为“勇敢”是“莽撞”,而“莽撞”的人却又认为“勇敢”是“怯懦”,”所以两个极端总是以中间为另一个极端”(10)。这与以上所谈到的“中”虽因由“极”而生、凭借“极”而得到说明,但却并不完全附属于“极”之下,而是独立于“极”之外并与“极”同时对立着的又一个独立而绝对的客观存在的观点和看法完全相同;换句话说,无论是在亚氏还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中”都同样是既相对立、又相反对的两个极端之间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前者,当然,也不完全等同于后者。在亚氏看来,它是两个极端之外的另一个极端;而在老子和孔子看来,它则是“三”,即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那个“三”,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这大概便是亚氏与先秦儒家共同的“中庸之道”。如果我们具体用中国古人的话,那么它大概就是所谓“温而厉”、“强而义”,“威而不猛”、“乐而不淫”,“能文能武”、“亦庄亦谐”,“不卑不亢”、“无偏无颇”;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具体用亚氏本人的话说,那么,它大概就是既不要易怒又不要麻木,既不要鲁莽又不要怯懦,既不要无耻又不要羞怯,既不要放荡又不要冷漠,既不要挥霍又不要吝啬,既不要谄媚又不要傲慢。 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先秦儒家看来,却殊非易事,是故孔子才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而在亚氏看来,要在伦理行为中始终选好“中道”,同样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要在每件事情上都找到中道是很困难的,正如要找圆的中心只有有知识的人才能做到。任何人都会发怒或花钱,但知道这应该对谁,在什么时候,以多大的量,为什么目的,用什么方式才是最好,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识清楚的。在不足和过度这二者中,有时这方面的危害大些,有时那方面的危害大些,要恰当地取得中道是困难的,只能选择那危害比较小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还应该研究我们自己的倾向和期望,他特别指出要对快乐加以警惕,因为它容易将人引入歧途。他认为选择适度行为是困难的,如对谁发怒,以什么理由、什么方式、多长时间和多大程度,是不容易确定的;我们有时称赞那不及的行为说是温文尔雅,有时又称赞爱发脾气的人说他有男人气概。稍许偏离一点是可以的,走得太远便要受到责备;要控制到多大程度是难以确定的,因为要根据个别事实,由知觉加以判断;因此往往偏于不及或是偏于过分,不容易找到正确的中道(11)。 亚氏称“中道”的理念而为“善”或者“幸福”(happiness),并且要称“中道”的行为(mean)和“思辨活动”(contemplation)而为“真正的善”、“最高的善”以及最大或者最高的“幸福”(12)。既如此,相反地,他也便自然要“把那些或者太过或者不及的品质称作‘恶’”(13)了。而在这一点上,孔子本人亦同样将“中庸”称之为“至德”和“至道”;而《大学》本身,则更将“中庸”称之为“至德”与“至善”,者称之作“最大的德”与“最高的善”——只不过在孔子那里,在这一问题上,他所做的还仅仅只是将“中庸”的对立面直接称之为“反中庸”;与此同时,大概是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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