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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家与亚氏的“中庸”思想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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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3-24 11:34: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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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伦理学的影响
作为古希腊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不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只有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放到当代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主流——即效果论和义务论——当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其独特性及其在这一主流中的位置。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离不开善概念，其基础是寻求并实现人类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行为和选择，只要是有意识的、经过思虑的，就必然要指向某种善，而且，作为伦理思维方法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把例如人们倾向于追求善等等一些不证自明的第一原则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以作为我们论证的起点。离开了善，或者把善看成次要的，伦理论证就失去其本意。很显然，伦理学正是一门帮助我们达到对善的客观性理解，并透过我们的一生使之得以实现的学问。由于亚里士多德把善当作伦理思考的起点且首要的关怀，因此，把他的伦理学理解成为一种目的论而非道义论是恰当的。当代那些提倡亚里士多德式目的论的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都有不争的共识。泰勒写道：“按其本性来说，实践理性要想得以运作，就只有在把握（隐含的）善的前提下才有可能……现代理性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承认这一前提必定会使人困于现状的牢笼之中，以为我们的道德理解只有以抽离现实的方式才能达到对现实的修正。”而，我们可知，实践智慧（practical wisdom）也是一种“中道”的体现。
亚里斯多德关于悲剧成因的“过失”说也是为了说明悲剧理论中有关“善”的问题的。“过失”说中的“过失”本身并非悲剧的要旨所在,关键在于悲剧人物的道德特性。他提出美德的标准在于“中道”:“过度和不足是恶的特性,而适中则是美德的特性。”“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提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过失”说,是亚里斯多德伦理学方面的中道理论在悲剧中的具体应用,因而它与亚氏的中道伦理观是保持一致的。
五、小结：儒家“中庸”和亚氏“中道”的共性
关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其基本含义，一言以蔽之，就是“适中”；或者说，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处处守中、时时用中、固守本位、无失本心、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正如孔子之所谓“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而在亚氏本人看来，所谓“中庸”或“中道”，其基本含义，实际上亦同样仅在于此，并非仅仅被机械地定位于“中间”（6）。这是因为，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对中庸之道的这种解释，并未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路”。究其原因，则便在于：“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中庸’一词并不意味着平庸，毋宁说，‘中庸’意味着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场合做理想的事”；“中庸并非总是处在某个特定范围的中心，有时它要接近某范围的极端终点；有时对其他人而言，它又可能处在另一终点。中庸是一个移动的点，具有美德的人能够击中这个移动的靶子。没有人能够想到足以每次都击中它，但那些优秀的人，比那些平常的、中庸的或堕落的人更经常地接近于击中它” （7）。而这一点，具体在亚氏本人看来，“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适当的人和对象，以适当的方式去处理，才是最好的，这就是要选择适度的中道”；而且，在他本人看来，“无论就伦理品德的本质或定义说，它就是中道，要在过度和不足之间找出一个适度的量来”（8）；“任何行为的过度和不足都是有害的，必须选择中道；这个中道不是数量上的中点，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各种条件选取适度的中道”（9）。由此可见，亚氏之所谓“中道”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样，其基本含义同样在于“适中”，在于因地制宜、与时俱化；或者说，它在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和做事情。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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