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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全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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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4 9:49: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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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全球化 国家权力 民族文化 现代性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下全球化运动中，全球化、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试说明：当下的全球化运动无法在国家权力之外运行。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执行。因而，此前所幻想过的种种美妙的图景，诸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实现最优化配置的政治全球化以及使各个民族文化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等等，都将由于国家利益这个藩篱而步履蹒跚。全球化绕不开国家权力，民族文化同样摆脱不掉国家权力。现实地说，时至今日还没有找到一种途径，在国家权力之外进行全球化，或者民族文化推开国家权力，自由发展。
关于全球化，无论把其起源定义为150年前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世界历史”，还是几十年前的罗马俱乐部，或者1985年奥多尔·拉维特的“市场全球化”；无论把其内涵确定为“彻底的全球化”(西方主流派)。有限的全球化(马克思主义派)，还是“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新左派)，以及波澜起伏的“反全球化”运动；以上种种观点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即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然把持着国际政治、经济策要略离不兰开现实的国际政治呈、竺、经济格局。对此，我想有三点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前提：一是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历史阶段，当下世界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已不可逆转。二是全球化并非如当初人们所欢欣鼓舞的那样必然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全球化所造就的福祉并非一定属于全体地球村的村民，相反，不同的全球化策略将决定全体地球村的村民不同的命运。三是当下的全球化运动，不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其担当的主体都是主权国家。全球化运动尚不能放弃国家主义。
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三个要素:全球化、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梳理这些盘根错节、纠缠不清的种种关系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和民族文化所处的尴尬境地。
一、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国家权力具有的普适性不同，民族文化是反“普适的”。民族文化的这种特征被称作民族的“根”。民族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比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打破了自古以来民族国家封闭自守的状态，使得长久以来孤立自在的民族文化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区间内与更加不同的民族文化相冲突:即基督教新教文化同原住民的印第安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与以往发生在欧洲大陆和亚细亚以及东亚的文化冲突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文化圈的冲突、排斥与血腥是史无前例的。这两种性质上不可通融的文化之间的冲撞第一次显示出文化冲突的全球化色彩。亨廷顿曾把新世纪的世界冲突定义为“文明的冲突”。然而，发生在1492年美洲大陆的血腥冲突又何尝不是一次文明的冲突呢?新教教徒对土著印第安人的血腥屠杀和掠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文化的排斥。几个世纪以来，原住的印第安人所抗争、坚守的仍然是缘自祖先的印第安文化—印第安民族认同的最后一块印章。
一个民族可以失去全部的土地、全部的财产，却不能丢失自己的文化。所以，吉普赛人可以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四海漂流，却永不放弃他们的文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最难解决的问题还是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其原因正是因为耶路撒冷同时成为巴以双方文化起源的象征。掀开饱受蹂蹭的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可谓苦难深重，康梁和革命派之间的是保皇还是革命的争执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中华文化的存留问题。[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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