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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民族文化、国家权力与全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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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4 9:49: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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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康梁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并不比革命派少，他们之所以倾向保皇也并非只是对晚清王朝有更多的眷念。康梁均是举人出身，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更难以割舍的情结。他们担心晚清这个中国最后的王朝一旦垮台，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欲将安在?晚清是一块挡风遮雨招牌，虽然破旧不堪，却还可以聊以认祖归宗。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倒孔家店运动”也多少说明了康梁的担优不无道理。袁世凯幻想借助革命派推翻晚清，然后重塑中华帝国。显然，军人出身的袁世凯，比起康梁来，思想上、政治上都要幼稚得多。他不明白晚清王朝一旦垮台，帝制中国就逝者如斯，永不再复了。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的遭遇也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最后一个守护者，他对近代西方的哲学、美学不可谓不了解。其学术贡献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引人酉方的哲学、美学思想，特别是尼采、叔本华的学术思想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在睁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他是一个先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充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人，最后却拖着一条大辫子自尽于昆明湖。对此，一向引为知己的陈寅格在为他写下的挽词中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追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叫由此看来，王国维晚年反复念叨“人过五十，唯欠一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文化的这种“非普适性”充分说明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折中“传播学派”与“进化学派”的文化史理论，民族文化始终处于本民族与外民族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之中。前者在当下涉及的就是文化的全球化问题，而后者则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二、全球化进程中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
对于当下民族文化的全球化问题，正如上文讨论的民族认同问题那样: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往往充满了血腥的暴力与争斗，文化全球化既是这种争斗的原因，也是这种争斗的结果。在这个争斗的过程中走向前台的，在现代主要是“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自身利益的“排他性”。玛莎·费丽莫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国际组织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社会化。国际体系是构成的、生成的，可以为行为体建立新的利益和价值。但是，从现实的国际政治现状来看，.在国家主义依然信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当下，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主导，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社会恐怕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福柯的系谱学研究“就是要把知识当成权力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深人揭示并解构各种科学言语或话语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勾结关系。福柯反对对于科学话语的权力运作。他的权力系谱学的着力点就在于揭示这种知识同权力实际运作的紧密勾结关系，打碎两者之间的“神圣同盟”。民族文化与国家权力的种种紧密勾结关系是否如福柯所最终期望的被彻底地解构、达到民族文化的完全自由自在?一份题为《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思维、文化界限与欧洲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激荡》间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在欧洲的全球化运动陷人“民族国家面临日益强大的各种跨国势力，其功能则确已式微”的境地。呼声日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全球化运动日陷尴尬和被动。要点之一在于迄今为止，全球化运动只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执行，全球化运动无法在国家权力之外行动。因而，此前所幻想过的种种美妙的图景，诸如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力量实现最优化配置的政治全球化以及使各个民族文化获得最为充分的发展，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现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等，都将由于国家权力这个藩篱而望洋兴叹。全球化绕不开国家权力，民族文化同样摆脱不了国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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