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浅谈翻译研究的传统思路及其思考 |
 |
时间：2010-7-8 11:00:02 来源：不详
|
|
|
权威，他被看作是文本意义的唯一创造者。不难发现，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很多译论，都已证明了传统译论对“中心性”的狂热追求。卡特福德的‘语篇等值”、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无不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全方位契合。当然也可以从一些翻译比喻来证明传统译论对“中心”的执着:17世纪英国伟大的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曾经把译者比做“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来的酒却是主人的，这否认了译者应有的地位，认为译者应以作者或原文为中心来进行翻译;在论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时，“把不抠字面意义的灵活译本比作‘美而不忠的女人’”，认为译者稍有‘灵活”，便是“不忠”。 中国的传统译论也没能跳出“中心性”这一窠臼。罗新璋把中国传统译论的发展历程总结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案本”与‘求信’实为中国传统译论的核心所在，主张原作为权威，译者必须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不容许在译文中有白己的印记，强调译者单方面对原作的适应。传统译论视野下的译者一直没有脱离“忠实”原则的禁锢。正如谢天振所言:‘古往今来，大凡严肃的翻译家，他们总是把正确理解和表达原文的‘意思’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弹精竭虑，苦苦求索的首先就是原文作者的‘本意”’。和外国传统译论相似，中国传统译论也一直是‘原文至上”，认为翻译的实质，不外乎就是对原文的复制，因此，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或者说作者与译者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判断翻译成败与否、熟优熟劣，就是“信”字当头，看译文是否忠实原文。所以，中国传统译论研究重点就是‘原文.—译文的比较，不涉及翻译的外部因素，诸如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佛经翻译就是证明。‘早期的佛经译论中无论是道安对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谨慎，还是僧睿对于‘伤本’、‘乖趣’的规避，都投射出一种强烈的保本意识，即使到后来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都不曾跳出文本转换的案臼，借用西方文论的说法，即主要还是‘文本中心论范式”。
对“文本中心”和“作者中心”的强调，实际上就是译者对作者的忠实、译文对原文的复制和再现，这无疑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译者和译文读者的主体因素在传统翻译研究中也常常被忽视。虽然无法否认传统译论中也偶有异样的见解出现，但那终究寡不敌众，被淹没在主流的译论之中，这不利于翻译批评走出狭隘的圈子，更客观地应用翻译理论及实践。
(三)传统翻译研究的封闭性
限于历史条件，传统译论多数带有较明显的经验主义性质或色彩。这种条件下孕生的翻译理论程度不高、不系统也不完整，倾向于人文主义而忽视了翻译研究科学的一面。这种情况到后来有所改变，20世纪初期，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开始转向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的研究。索氏区分出语言和言语，历时和共时，提出纵向聚合关系和横向组合关系，他的理论和方法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端。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的结构主义翻译观最大的优势表现在研究高度规范化的语言方面，能提供许多范式以及使用标准形式的术语，但该理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只研究句子层面以下的句子和语言现象，结构语言学和转换语言学分阶段的研究都没有走出句子层面，而翻译则很明显地不是去翻译一个由一系列句子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