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蒙古化”的藏传佛教文化 |
 |
时间：2011-05-18 12:05:25 来源：不详
|
|
|
用蒙语诵金刚经而遭到大召喇嘛们的非议。17世纪30年代，萨满教“翁滚”盛行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注: 科尔沁是著名的蒙古族地域文化--科尔沁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科尔沁草原是成吉思汗之弟哈斯尔的领地。-keerqin]等部蒙古人之所以最终皈依藏传佛教，与内齐托因的用蒙语传法有直接的联系。受内齐托因蒙语传法或蒙文诵经之影响，内札萨克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巴音和硕庙、昭乌达盟巴林[注: 巴林国(Thestateofbahrain)，是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岛屿组成。面积662平方公里，人口约46.6万，阿拉伯人约占60%，75~80%的居民住在城市里。]右旗的特古斯布日德勒图寺、阿鲁科尔沁旗的赫西格西图格齐寺、扎鲁特旗的格根庙、察哈尔的察罕乌拉庙、乌兰察布盟乌拉特旗的梅力更庙、呼和浩特的小召、外扎萨克[注: 大概介绍 清代将蒙古族住区分设为若干旗，每旗旗长称为扎萨克，由蒙古的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贵族充任，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蒙古莫尔根王旗的浩尼齐庙、图谢公旗的毕力宫寺、北京的黄寺等寺庙在举行各种法会时全部用蒙文诵经。据统计，在内外蒙古蒙文诵经的寺庙共计64座。〔4〕以蒙文诵经的蒙古地区寺庙中，乌拉特旗梅力更庙最为典型。在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该寺比较完整地传承了蒙古语诵经的诵经体系。梅力更庙的蒙古语诵经经过了从“老诵经法”到“新诵经法”的发展阶段。〔5〕“老诵经法”是通过初创者内齐托因及其弟子梅日更格根一世鼎瓦喇嘛以及经师乌古里衮达赖、诺们达赖、丹毕坚赞等高僧的努力下形成的。
其特点是经文的翻译过多地局限于原文词句，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造成了译文接近于长篇文章的形式，缺少诗律特征，诵经韵调基本运用原有的藏文诵经韵调，经文与曲调不协调，尚未形成适合与蒙古语经文的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诵经韵调。“老诵经法”虽然有不足之处，但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基本完成了藏文经典的翻译工作，并且将其运用到了实际的诵经仪式中，实现了蒙古语诵经仪式的初期模式，为“新诵经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蒙古语“新诵经法”的彻底完善是在三世梅日更格根罗桑丹毕坚赞时期。他翻译、编著大量的经文以及世俗诗词、歌曲之外，还著有三十三章《黄金史[注: 简介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梅日更格根医方》、《阴山药物》等重要历史和医学著作。他还根据蒙古萨满教经文撰写了《伊孙苏力德腾格里音桑》、《圣祖成吉思汗桑》、《百老翁桑》等大量的仪轨文使用于各类佛教仪式中，并根据本寺“查玛”乐舞，于1750年编写了《钻石》一文，详细阐述了蒙古“查玛”乐舞的表演意义和详细的表演步骤。尤其是他与经师诺们达赖合作，在已有佛教经文的基础上，对照梵文、藏文经典翻译成蒙古文经典，将翻译后的经文统一为具有严格格[注: 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姑娘之意。在满语中原来是对女性的一般对称。而在汉语中出现时则大多：一是清朝贵胄之家女儿的称谓，二是皇帝和亲王妾室的称谓。]律的诗歌形式重新创作、配置了诵经韵调和模式，使得蒙古语诵经更加符合蒙古语言的特点，与原有的“老诵经法”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新诵经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将佛经译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