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内，寄住两月有余[23]。另一位关注“邪教”的官僚黄育缏在初升任沧州知州后，曾“遍阅庙宇，细搜经卷”。结果，“查得城内外及四乡各庙，收藏邪经共有三十一种之多。”且“各庙邪经多与佛经混在一处，上面积尘甚厚。讯各僧道，称系远年遗留”。又讲：“再查收藏邪经寺庙，必有无数小佛像杂列一堂，以从前民家多有供佛诵经者，后因严禁邪教，遂将佛像邪经送入寺庙”[24]。其实，这种一种惯常的战术。据直隶总督方受畴奏称，武邑县乡民、习教之婴添诚与本地大寺住持僧人大通互相认识，或在寺捐资布施，或帮办钱文，后婴添诚因见有告示禁止收藏经卷，随将师傅赵堂所给红阳经十套送大寺存放[25]。江西永丰县知县戴名沅在查办大乘教案时，曾于僧人新春庵内神座地下并僧房柜内起获《苦功悟道》、《正信除疑》等经，以及《护法牌文》。经研讯，供称系其故师通萨及故僧广秀所藏[26]。嘉庆20年12月17日那彦成在查获“无极圣教”案时也了解到，在信徒李洋全物故后，曹明柱将所遗存之“降魔捉妖咒诀及心经等项经本存贮庙内，并以敬奉关帝至极至尊”[27]。嘉庆21年正月14日，直隶布政使钱臻呈文军机处，称在石佛口空庙内检得销释木人开山宝卷一部，并于其他各庙内查获销释收圆行觉等经五部[28]。当然，寺庙不仅是避难所，在非常时期为民间宗教活动者、经卷图像提供保护，而且也是“邪经”的刻印点和流通处，不少民间宗教的经卷图像也常常是出自寺庙。如嘉庆23年，山东巡抚陈预在德州高海庄清修观即曾查处过一起刻印弘阳教经卷并私藏经板的案件。据该观道士明云供称，经板存留已久，前因官差搜查弘阳教经，恐被起获，遂将经板转移，藏于南乡庙内。应该说，寺庙在民间宗教活动中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乡村社会的传统信仰中心，同时也是民间宗教与乡村僧道巫等合流的重要空间场所。
三、“全神”与多神信仰
道光时地方官僚黄育緶在抨击民间宗教时曾讲：“今邪教做会，将天上人间并阴间所有诸神，尽数安置一棚之内，名为全神，而不论尊卑，不分男女，不知伦类之异同，不察性向之向背”[29]。又说，“邪教有《混元无上普化慈悲真经》，内云：‘无生老母曰，若有善男善女修斋设醮，上供献茶，上请三世诸佛，诸大菩萨，诸大天尊，三界诸教主，及一切龙神、雷公、电母、风神，诸天列圣，河汉群真，幽冥地府，地藏阎君，救度群蒙，消除重罪。’噫，此等情形，真如孤魂坛内一设汤饭，即有千百饿鬼齐来争食也。又如煮赈厂内一散米粥，即有千百饥民齐来领饭也。至于位为神佛必不争饿鬼之食，譬如身为富贵必不领饥民之饭。今竟谓修斋设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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