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从乾隆五十一年才开始。《奏折》却把天地会发动的起义大大提前了，人们因此将重新改写天地会的武装反清斗争的历史。意义还不仅仅于此。既然卢茂起义是天地会发动的，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发现天地会名目，至今尚存的乾隆三十三年闽浙总督崔应阶等人关于这次起义的奏折，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谋叛”。那么，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卢茂起义同时和以前的起义，特别是比卢茂起义更具天地会色彩的其他反清活动，是不是有的也属于天地会起义呢？
第三，由于《奏折》引陈彪供词记载了乾隆二十七年以来万提喜在福建传播天地会的事实，伍拉纳又称“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因此，它对探讨天地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这一奏折的发现，不仅天地会起源“乾隆三十二年说”因此体矣，而且也使我们看到嘉庆四年汪志伊奏折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2说的根据。过去，我关于汪志伊这个奏折所依据的材料已经荡然无存的说法也因此得以更正。
第四、《奏折》为注释天地会长期流传的“李朱洪”等隐语提供了重要依据，为研究万提喜传播天地会的真实意图和天地会是否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提供了有力证据。
第五，由于《奏折》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有关提喜、行义父子身事最完整最详细的记录，因此，它也有助于正确评价万提喜在天地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伍拉纳、徐嗣曾折奏是一件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天地会档案材料。它的发现，必将推动天地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奏折》是否证明天地会起源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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