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即位后，鉴于应付、火居僧道饮酒食肉，各畜妻子，每藉二氏之名，作奸犯科，肆无忌惮，所以酌复度牒之法，使有志于修行者，永守清规，于是特颁论旨，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朕于二氏之学，皆洞悉其源流，今降此旨，并非传不尚佛老之名也。盖见今文学佛人，岂特如佛祖者无有，即如近代高僧，实能外形骸，清净超悟者亦稀：今之道士，岂特如老庄者无有，即如前世山泽之瘤，实能凝神气，养怡寿命者亦稀。然苟能遵守戒律，焚修于山林寂寞之区，布衣粗食，独善其身，犹于民无害也。今则不事作业，甘食美衣，十百为群，农工商贾，终岁竭厥以奉之，而荡检瑜闽，于其师之说，亦毫不能守，是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教，亦为败类，而可听其耗民财，洞民俗乎？着直省督抚饬各州县按籍稽查，除名山古刹，收接十方丛林及虽在城市，而愿受度牒，遵守戒律，闭户清修者不问外，其馀房头、应付僧、火居道士，皆集众面问，愿还俗者听之，愿守寺院者亦听之。但身领度牒，不得招受生徒，所有赀产，如何量给还俗，及守寺院者为衣食计，其馀归公，留为地方养济穷民之用，并道士亦给度牒之法（11）。应付僧各分房头，世守田宅。乾隆皇帝一方面以应付僧、火居道士等窃佛、道二氏之名，而无修持之实，甚至作奸犯科，难于稽查约束；一方面认为农夫终岁辛劳，自食其力，于四民之中，最为无愧，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耗费民财，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乾隆皇帝认为尼僧亦须接受约束。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五日，所颁论旨中有一段内容如下：

    又开外间有尼僧一种，其中年老无依情愿削发者，尚无他

    故，其馀年少出家之人，心志未定，而强令寂守空门，往

    往荡闲瑜检，为人心风俗之害。且开江浙地方，竟有未削

    发而号称比丘者，尤可诧异，似亦应照僧道之例，不许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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