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中，广东人民首当其冲，遭受的残害最深。他们蒙受了英国侵略军和清朝官军的浩劫，生命财产的损失非常巨大。战后加在广东人民身上的负担也最重，他们负担了全部赔款的近70％。为了偿付赔款和解决银荒，清政府在正赋之外，巧立名目，加紧搜刮。正如马克思在当时所深刻指出的：“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从各级官吏到各种差役，都乘机鱼肉人民，进行额外勒索，花样繁多，层出不穷，这些加起来往往要比正税多好几倍。在香山县，就“私抽之项，比正赋有加数倍、数十倍者”，“常有正供银米不过几厘几合，而勒至有钱数千、银十数元者”（林谦等上香山知县陆孙鼎呈文，见光绪《香山县志》卷22，纪事。）。“贫寡之户”被逼得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甚至*丧生（光绪《香山县志》卷15，列传，林谦传。）一千六、七百文，到了道光末年，更飞涨到二千三百文。这些转嫁到农民身上，又成倍地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天灾与人祸接踵而来，更加重了群众的苦难。鸦片战争后的十多年间，特别是道光末年，两广地方志和一些私人笔记中对于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米大贵”、“大饥”、“斗米千钱”、“饿殍相藉”、瘟疫流行等等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贫苦农民更加无以为生，大量破产失业，离乡背井，逃亡他处。
广东向来以通商之利致富，又以其发达的手工业饮誉国内外。鸦片战争时期，仅靠湘粤商路大道谋生者“不下十万人”（容闳：《西学东渐记》。），但战后五口开放，商路改变，造成了依靠原来商路谋生的下层劳动群众大量失业。珠江三角洲一带原有非常发达的棉、麻纺织业，产品花色种类繁多，特别是妇女群众“犹以市棉纺织为生计”，产品“通贸江浙”，被称为是“开财源而无游民”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外国纺织品大量输入，短短的十来年间，就造成了纺织手工业者大量失业。顺德县因“洋机盛而土机衰”，“女工停其半”（咸丰《顺德县志》卷3，舆地略·物产。），番禺县“土纱遂多失业”（同治《番禺县志》卷7，舆地略·物产。），东莞县因“洋纱出而纺事渐疏，洋布兴而织工并歇”（宣统《东莞县志》卷15，舆地略十三·物产下·布帛类。）。佛山的冶铁业历来十分兴旺，铁钉、土针工场都有数千人的规模，但由于“洋钉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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