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铁钉便“制造日少”,土针业也因“洋针输入而销路渐减”(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实业志·工业。)。此外,还有在战后大量裁减和解散的乡勇,他们生活无着,流落社会上,“大半为盗者多”(《粤匪大略》,《太平天国史料》,第491页。)。
破产失业的劳动群众汇成了庞大的饥民和流民队伍。他们“力农则粒米难求,贸易则无资工作”,又被官府“任意苛求,横行讹索”,甚至被胡乱加上“会匪”、“通洋”的罪名而“焚屋抄家”,“劫财勒命”,“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广西游匪投诚禀稿》,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资料集),第1页。)。起义造反,成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唯一生路。整个广东,有如遍地堆满了干柴,只要引来星星之火,迅即可成燎原之势。
咸丰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天地会在广东的迅速发展,以及它所发动的连绵不断的武装起事,就是广大劳动群众反抗阶级压迫的集中反映。天地会是产生于清初的民间秘密结社,活动于五岭南北的闽、粤、桂、赣、湘、黔各省,或称“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参加天地会的人统称“洪门”,有许多堂号。它同白莲教是当时活跃于我国南方和北方的两个最大的民间秘密结社。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乾隆中期)起,各省关于天地会活动的奏报就层出不穷地出现了,在嘉庆初年,与北方白莲教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就曾在广东博罗、永安(今紫金)、揭阳等县举义,参加起义的群众有数万人。这次起义还波及到广州附近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东莞、香山等县(参见徐青:《云冈先生年谱》(稿本);道光《永安县志》卷末,邑事;光绪《惠州府志》卷18,郡事;同治《河源县志》卷12,纪事;光绪《香山县志》卷22,纪事。)。此后,天地会在广西、在粤桂交界各州县的活动与骚动都逐渐多了起来(参见《清宣宗道光实录》卷12;道光元年广西《乡约条规》;光绪《贵县志》卷6,寇略;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上某公书》,见《经德堂文集》;黄体正:《请联乡约上禀》,见《带江园杂著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天地会在两广、湘南等地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山堂遍布广大乡村和城镇。清朝封建统治者惊呼,两广“群盗如毛”,“游匪如林,聚散靡定,水陆要津,皆为贼踞”(《清文宗咸丰实录》卷34、35;朱用孚:《摩盾余谈》。)。道光末年,湘粤、粤桂交界以及广西境内,天地会领导的武装起事相继爆发。长期活动于西江上下的“艇匪”,也是天地会众组成的队伍。
边远地区如此,清朝在两广统治的*、经济中心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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