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邪说、正人心”的目的。
其实在此之前,雍正巳秘令石文焯在河南访查白莲教的活动。雍正元年春,石文焯升任河南巡抚,陛见皇帝时,雍正向其指划抚豫之策。鉴于数年前河南有白莲教聚众之事,雍正特意指示石文焯到任后悉心密访。当时正值白莲教以“谋反大逆”经过残酷镇压不久,人们心有余悸,不敢轻露口风,石文焯查无端倪,只得以“此教甚密”上报。(注5)雍正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对董思恭的上折也未能引起特别的关注。
雍正元年八月,刑部侍郎阿锡鼐上折再言防止白莲教蔓延之策。他说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有白莲教,“奉女人为首,财物共有,其内法纪极严,人心甚齐”。康熙五十六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亢珽聚众抗粮滋事案内,即有许多自莲教徒,“若不预先严禁,人聚渐众,—旦遇雨水不调之年,庶至抢劫之案四起,亦未可料。况直隶乃京师所在,尤甚紧要”。(注6)随之不久,新任刑部尚书励廷仪又上了“请严禁白莲等教以杜奸萌折”。奏折中说:“窃闻国家整齐亿兆,在乎诂奸止邪,表正民风,尤必防微杜渐。历代以来,以邪说惑民驯至难制者不一而足……(虽吾皇)如日中天,阴翳潜消,奸回屏息……然从来盛世不乏莠民,图患先于未兆,似当早为之计,而预剪其萌也。”(注7)接着列举了两起因为“邪教”而滋事的案件,即数年前河南亢珽及李雪臣以白莲教为名,袁进自号七字佛,聚徒惑众,谋为不轨;又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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