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也是“借以牟利，为众所侧目”。如直隶易州自治局局绅张某、祖某藉口筹措自治经费，擅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津钱三万余吊，又陆续勒捐两万余吊，全部中饱私囊。局绅张某等借调查户口之名，按户敛钱。乡民以天不下雨，秋收无望，坚不肯纳，张绅大言恐吓，谓顽民阻挠新政，非送官究办不可（注：《东方杂志》，1910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浙江遂昌的学绅“出入公门，鱼肉乡里”，“自治学员周寰来乡，……勒派鸡鸭牲捐”（注：《东方杂志》，1910年11月，第11期，《中国大事记》。）。江宁自治研究所的毕业生一到乡下，“广刷报纸，散卷开贺，为敛财之计，甚有勒派分资者”（注：《时报》，宣统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吴县蒲庄小学堂堂长俞武功，“自充镇董，于地方窃案，擅行判罚入学，其藉学敲诈无疑”（注：《江苏学务文牍》，第6册，第380页。）。如此种种贪婪剥夺，不能不激起民众的反抗。如“长兴县小西门外画溪桥厘局，又因巡丁勒索船费过高，民情不服，纠众捣毁厘局，殴伤巡丁”（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萧山县龛山镇之民众，“咸以育蚕收丝为耕种资本”，“尔因丝捐于向章每两七文外再加五文，众皆捏布谣言，欲图反对”（注：《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河南长葛县以筹办巡警的名义，每亩加捐三百文，“沿门大索，远近骚动”（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7页。）。农民鸣锣四乡传告此事。 其各乡传单上写道：“各村各堡父老兄弟同看：江官到任，即科派差钱，一年共派七次，吾民之力实不能及。刻下江官又派加地丁钱，吾民性命必不保。屡次呈恳免缴，屡遭重责。官比差，差比民，吾民身家为贪官所食。刻为筹抵制之计，务望速至五里囤会议，不来者群起而攻之。”（注：《东方杂志》，1911年8月，第8期，《中国大事记补遗》。）在这里，“不来者群起而攻之”是农民特有的组织方式，而从“力实不能及”到“性命必不保”是农民刻骨铭心的感受，也是他们聚众抵制的根本原因。
其次，为保证捐税征敛与清理田赋顺利进行，地方当局往往手段苛刻严厉，民不堪辱，因而奋起反抗。如萧山县龛山镇不仅捐上加捐，而且指示该镇厘卡：“如获偷漏，以五成充公五成给赏。”“故更搜查严密，甚或见有乡民持丝过卡，即指为私丝，勒令充公，众尤切齿……至于众怒，立将该卡捣毁”（注：《时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七日。）。“吉安乡民因清赋委员催征旧欠过酷致动公愤，将该委员殴伤，旋复聚集数千人入城滋闹”（注：《东方杂志》，1911年8月，第8期，《军事》。）。江西瑞昌县因厘税分卡抽税苛细，洪下源姜、何、冯三姓乡民一哄而上将该卡捣毁。当兵差将姜姓三名犯事人拿获，乡民不仅纠众将三人夺回，而且鸣锣出队约二百余人，开炮轰击官兵（注：《东方杂志》，1906年8月，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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