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军事》。）。江西吉安地方当局组织清赋委员赴乡催征，乡民本来并无抵制情绪，只因随同差役索差钱未遂，将一郭姓乡民拘押，以至激起“千数百人入城滋闹”（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9—302页。）。而一旦民变发生，地方当局或谎报军情，或乱杀无辜，致使民变愈演愈烈。如山东莱阳乡民因春荒赴县署，请求罢免苛捐，尽去浮收，革除劣绅。知县佯称十日内将积弊消除，乡民欢欣而散。而地方当局旋调兵镇压，从而激发大规模反抗。但是，莱阳县向中央报告的情形却是：“（有人）乘机播散谣言，妄以行将抽收人口、牲畜各税并从前仓谷均被绅董侵吞等语煽动乡愚。”（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5—178页。）又如“台州仙居县盐号激怒乡民，官兵残杀无辜……大都言酿祸者盐号，激变者防营。乡民愤屈莫伸，致起抵抗，统领管带擅作威福，一首级悬赏十元，一村庄动焚百户”。“非目为乱民，即指为匪类，动辄以格杀勿论上请”（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如此而来，不是乱民也被逼为乱民，不是匪类也被逼为匪类。对于这一点，连清政府中人也看得十分清楚，新疆道监察御史陈善同在纠参河南长葛县县令时便曾指出：“以兵力济其贪暴，激之使众怒愈不能平，驱之使民党愈不可解，而其祸始大。 ”（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236页。）而众怒之加剧、“民党”之“愈不可解”，预示的只能是冲突的白热化。
二
如果说新政时期农民对苛捐重税、贪污盘剥的反抗，具有维护基本生存权的正义性，并显示出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历史内容的话，那么，农民对新政其他举措的抵制，则蕴含着守旧和保守的强烈意味。
1.反禁烟。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的输入从公开化发展到合法化。为了抵制洋烟，清政府不得已允许栽种土烟，企图通过“内地之种日多”，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注：这一建议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便已提出，连虎门禁烟的英雄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改变禁烟主张，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林则徐书札·复署江西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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